电影《春苗》解读(2)

　　从春苗被大队选派到公社卫生院学医开始，戏剧冲突就一步步展开：在卫生院，她成了杂役、洗衣妇和清洁工，即使用休息时间跟护士学学打针，也被严厉喝止。社会等级带给农村人的屈辱，为了给乡亲治病学医求药的艰辛，在折磨着春苗的同时，也折磨着银幕下面的万千观众。剧情发展到了这地步，春苗不造反，天理不容！
　　“文革”来了，春苗造反了。“文革”赋予了下层人反抗政治等级和社会压迫的机会，也为一心给缺医少药的乡亲们看病的春苗提供了机会。春苗对杜院长、钱医生的血泪控诉，并非只是一个受屈辱的农村姑娘发出的悲声，她代表着六亿农民大众。春苗对卫生院头头的责问后面，潜藏着广大弱势群体对社会不公的抗议。
　　造反有理。这是影片向观众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也是春苗留给历史的一个沉重的话题。它昭示后辈，毛泽东时代的老百姓为什么要造反；它告诉历史，曾几何时，六亿舜尧曾经多么狂热地造反，又曾经多么悲惨地被利用。
　　
　　四、知识分子的妖魔化
　　
　　在《春苗》中，钱大夫最遭人恨。他受过高等教育，是公社卫生院的医学技术权威（治疗组组长）。但是，他不但没有治病救人的职业道德，连人味都很稀薄。他抛下发着高烧的小妹，到院长办公室向杜文杰汇报养生疗法，使小妹死在卫生院。他跟巫医贾月仙沆瀣一气，给她药品，任其害人。他上拍下压，逢迎领导（杜院长，县卫生局梁局长），欺压贫下中农，不准春苗学医。他还要对水昌伯下毒手，企图嫁祸于春苗。为了妖化这个人物，影片就连他的名字——“钱济仁”也不放过。似乎这种人，只能以“钱”为姓（钱，代表着财富，财富意味着剥削），而他的见死不救又只能用“济仁”来反讽。这种拙劣且露骨的标签化，广泛地存在于“文革”中的文艺作品之中。
将知识分子——今天所说的教授博导、专家学者，定格为阶级敌人，在“文革”电影中屡见不鲜：《创业》中的专家工作处处长冯超、《青春似火》中的设计室主任余从吾、《战船台》中的技术组长董逸文、《开山的人》中的工程师陈克、《火红的年代》中的生产调度室主任应加培、《钢铁巨人》中的技术员梁君、《一副保险带》中被撤职的会计邱金才，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例证。可以说，把知识分子当作反面人物，在那个时代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通则。
　　这类形象有几个共性：第一，他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第二，他们所受的教育不是来自于旧中国、外国的资产阶级，就是来自于新中国十七年的教育黑线。第三，他们都是在旧的阶级路线下混进革命队伍的。第四，他们出身不是地主、富农，就是资本家。因此，第五，他们对新社会怀着深仇大恨，处心积虑地捣乱破坏，以便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正如钱济仁在日记中所写：“抓住杜文杰，霸牢卫生院，踩住赤脚人，有朝一日重做人上人。”第六，因此，这些暗藏的阶级敌人不配有好下场——在影片结束的时候，他们被揪出来，在震天的口号和欢呼声中，或低头蔫脑，或瘫软在地，最后被专政人员押走。
　　钱济仁也不例外——影片的结尾，春苗揭穿了他企图害死水昌伯的阴谋。在贫下中农的一片声中，在医生护士的怒斥之下，他低下了那颗用专业知识和阶级仇恨武装起来的半秃的脑袋。迎接这颗头颅的，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好在他并不孤单——《雁鸣湖畔》的医生林大全、《红雨》中的中医大夫孙天福、《人老心红》中的地区女医生朱巧云，以及上面提到的那些知识男女会与他相随相伴，共同完成“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文化使命。
　　这无疑是“文革”电影的一大特色。它是宣言书，宣告了在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它是说明文，阐释了知识分子变成“臭老九”的道理；它是警告信，警告知识分子要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它是反光镜，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现实中的遭逢际遇，在这里得到了曲折的反映。
　　你可以说，这是一大“贡献”。但是，你不能说它是一大突破。中国知识分子在银幕上沦为阶级敌人，就像“文革”本身一样，并不是某天早晨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反右以前，知识分子形象是保守落后，脱离工农，崇洋媚外（这一模式从新中国第一部电影《桥》就开始了）。反右之后，在原来的公式的基础上，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情调的拥有者之外，又增加了新的品质——他们成了喜新厌旧、利用职权骗取姑娘芳心的恶棍（《青春的脚步》，长影，1957年），成了卑劣自私的代表（《生活的浪花》，北影，1958年），成了醉心名利、逃避艰苦的儒夫，以至于成了剽窃别人的科研成果、沽名钓誉的败类（《悬崖》，长影，1958年）。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政治伦理取代了社会伦理。从认识层面到道德品质，再到政治立场，从内部矛盾到敌我矛盾，这其间的距离不过一步之遥。妖魔化是一点一点进行的。“文革”是一个跳板，使编导们完成了知识分子形象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当然，面包还是有的——方明，这位由达式常饰演的医科大学毕业生的存在，向银幕之外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仍旧有效——出身“红五类”家庭，受教育黑线毒害较轻，自觉与工农相结合，心甘情愿为之服务的青年知识分子，仍旧为党所信任。在这一政策指引下，方明成了春苗学医的教师，成了她与杜、钱斗争的支持者，成了与钱济仁在专业上较量的主力军，成了卫生院内部冲杀出来的造反派，成了春苗等贫下中农接管卫生院的左膀右臂。
　　需要说明的是，方明的存在，只是一个政策符号。钱济仁的存在，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理论观念的成形——知识阶层是产生新的阶级敌人的温床。这种源自于阶级斗争学说和继续革命理论的新发明，为国人，尤其是为缺医少药的贫下中农，找到了解释。妖魔化的知识阶层，为转移社会矛盾立了新功。
　　“抓住杜文杰，霸牢卫生院，踩住赤脚人，有朝一日重做人上人”。“钱济仁这个狗地主的孝子贤孙。又依着杜文杰做靠山，想爬到咱们贫下中农头上作威作福呀！”前者是影片编造的钱济仁的日记，后者是春苗的台词。它们确凿无疑地警告被阶级斗争弄得焦虑万分的国人：那些出身于“黑五类”的知识分子正在磨刀霍霍，时刻准备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这些专家、学者、教授将成为地主、资本家复辟资本主义的后续部队，让中国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