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知青:模式化写作中的祭品(2)

　　农村或被诗意地言说,或被知识分子基于“乡土中国”视阈下进行文化追问,笔下的农民往往是思想、文化的载体,在此载体上执行批判使命。“这种批判并没有把自己也一同摆进去,而自觉与不自觉地显示出一种‘局外人‘的自大。他射出的是一种‘打量’的冷眼,发出的是一种尖锐理性的冷笑。因而我们能说,“局外人‘往往能看到’此中人‘看不到的东西,但不能说这眼中看到的就是一切。”[2]这是为了看而看的被动地看,而非“我要看”的发自灵魂深处的渴求。镜像知青再一次成为无谓的祭品,祭奠那遥遥远逝的青春岁月和乌托邦情怀。这看似激荡的审美激情和创作理念,因起初就陷入功利主义的窠臼而难以持久。不难看出此期影视剧叙事态度与创作心理的内在矛盾,最终必然导致创作走进死胡同。如果知青作家在解决了温饱并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之后,延续刚刚回城时的敏感、从灵魂深处、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心志境界对曾经的历史进行文化的反思,将会为知青文学开辟无限广阔的时空疆界。有思想的文学言说才能插上翅膀,只可惜知青文学创作由于自身的悖论性原因越来越难以为继。寻根派作家,寻寻觅觅地终至寻不下去了。三、再回首:何处是归乡
　　90年代以来,曾经的知青已然完全被社会所吸纳,现实遭际所引发的心底的震荡随着年岁增长再无力掀起涟漪之后,亦即知青真的步入“当你老了”的人生命题之时,“知青”作为欲罢不能的话题依然萦绕在当事人的脑际。或许是当年的拍摄没有触及灵魂,作品的“味”终究有点寡淡,或许所编拍的影视剧成为某种空洞的符号留下了太多的空白,造成事实真相与理想化写作的巨大断裂。总之,随着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的日趋多元化,知青文学在叙事主题、视角、风格、审美等方面发生了变异。影视剧挣脱了意识形态和宏大叙事的樊篱,表现出了多元的叙事状态,历史被消隐,苦痛被遮蔽,距离外的审美洋溢着怀旧情结。历史成为胡适所言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知青作家再次操刀,却仍然没有出现“庖丁解牛”的艺术与人生境界。基于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让位于基于自由主义的“私人叙事”,编导更多的是把视点转向了自身,从挖掘自身的心理机制开始,将反思推进到自我的精神内部。商品裹挟着知青文学来到滚滚向“钱”的岸边。知青不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是在文化工业和娱乐业迅速发展的商业语境中,把曾经珍贵的反思资源当做筹钱的砝码,严肃的反思文学终于让位于通俗文学,知青题材作为一种商业资源及其历史主题、传奇性和受众群体等因素,每每取得不错的票房纪录。
　　导演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回望过去”的姿态,置人物于僻远“乡土中国”。作品集中于修复和美化自己的记忆,稀释了“文革”历史的伤痛,英雄主义被解构,历史的谬误与苦难被悄悄地遮蔽和消解,对青春和往事的叹惋构成了知青题材影视剧的新主题。《血色浪漫》中的钟跃民、《北风那个吹》中的帅子都放弃了英雄情结,走向平凡。曾经虚假的、因时空的断裂而造成的悲壮的英雄主题,被事实上的完整的历史发展进程所代替,知青英雄只能把自己的心连同那场化为乌有的事业一起,黯然埋进黄土。作品延续着传统文学中的道德善恶观念,《北风那个吹》就让善良淳朴的牛鲜花拥有活泼可爱的双胞胎女儿,而让帅子和刘青自吞追逐欲望的苦果,一个弱智儿注定让他们一生都不得安宁。电视剧可谓因果相报,前后接续、草蛇灰线,但剧情总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当人们畅快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后,除了强化已有的道德感之外,对灵魂的提升并无多大的裨益。《阳光灿烂的日子》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群北京孩子的成长历程,力图给观众一个意象丰富、意味深长的“社会—个人”“文化—心理”图景,以此与一个时代做彻底的了断。电影在制作手段上可谓具有十足的颠覆性,但形势上的努力只是一个姿态而已,心灵与思想的终极问题不解决,与历史的了断就只是一种虚无。“符号知青”所缺少的正是拷问历史的理性,追究天理的执著。甚至身在其中的创作视阈使得最初知青文学中的人文关怀的苗头也枯死在思想的荒原,也正因此,人们渴盼的知青经典作品并没有出现,一代人付出的生命、青春、爱情、友情、亲情又在含混中归于沉寂。再回首,何处是归乡?
　　[参考文献]
　　[1] 丁帆.走出角色的怪圈[J].文艺争鸣,1999(01).
　　[2] 邹忠民.知青文学中的“局外人”意识[J].文艺争鸣,2008(12).
　　[作者简介] 季惠杰(1965— ),女,吉林人,吉林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北华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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