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文学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及其成因(2)

　　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背离，有其历史文化环境的深刻根源，而并非缘于贞观君臣人品上的言行不一；这种背离也并不仅仅出现在贞观时代，自太宗直至高宗、武后时代，长期存在这种特殊现象。高宗时代才秀人微的“四杰”，也普遍感慨自孔子之后文学上“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激烈批评了从屈原、宋玉到沈约、谢朓、徐陵、庾信等一大批作家，认为雕刻浮艳之文，“贵之而江东乱”、“用之而中国衰”，从而“思革其弊，用光志业”。1然而四杰的文章仍然没有超越六朝骈文的樊篱，有些作品甚至比六朝骈文还要华丽。慨叹“文章道弊五百年”的陈子昂，文章中句式比较整齐的对句所占比例还是相当大，故而马端临说：“陈拾遗诗语高妙，绝出齐、梁，诚如先儒之论。至其他文，则不脱偶俪卑之体，未见其有以异于王、杨、沈、宋也。”2
　　二、文风革新理论的现实需求
　　唐代初年普遍地出现反对南朝文风的声音，根本原因在于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而强化儒家思想的至尊地位，则是巩固大一统政权至关重要的举措。于是自觉地贯彻落实儒家文艺观和文学观，成为初唐君臣既普遍又自觉的行为。这一点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
　　一，以汉代儒家的音乐和文学理论作为考量基准，南朝、特别是南朝后期的音乐和文学成为典型的“亡国之音”。唐前诗歌多是配乐演唱的歌辞，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诗经》、《楚辞》即已确立了诗乐不分的传统，因此古人论文、论乐，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汉末以来长期的南北分裂和频繁的政权更迭，以及隋朝的短命而亡，都让初唐君臣感觉殷鉴不远，从而普遍萌生了一种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在反思前朝乱亡原因的时候，他们特别注意到了音乐和文学上的种种表征。《隋书·文学传序》说：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3
　　又《北齐书·文苑传赞》云：“乃眷淫靡，永言丽则，雅以正邦，哀以亡国。”4《贞观政要·礼乐》载御史大夫杜淹的话说：“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5唐代初年，北方学者反对江左文化和文风，其理论基础是儒家圣人之道，现实原因则是南朝和隋朝的短命覆亡。《礼记·乐记》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荀子·乐论》又总结说，乱世有这样几个特点：“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6“匿”即邪而不正，“采”与“彩”同，即文章内容空虚而偏重形式藻绘，《隋书·文学传序》所用即是《荀子》的原话。贞观君臣普遍认为，玄学清谈和淫艳诗文都是戕害圣人之道的异端，染上这种风习，必然导致主上昏庸，民风孱弱，纲纪废弛，进而陷于亡国破家的境地。建立不久的大一统帝国若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在音乐和文学的艺术风貌上改革前人弊端。
　　二，轻艳浮华的文风与儒家道德理想和人格理想的矛盾。前文所引《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进士”条，王师旦之所以不同意张昌龄、王公瑾辈中举，理由就是“此辈诚有文章，然其体性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又《旧唐书·张昌龄传》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召见昌龄，使试作《息兵诏》草，昌龄俄顷而就，太宗甚悦，特别提醒他说：“昔祢衡、潘岳皆恃才傲物，以至非命。汝才不减二贤，宜追鉴前范，以副吾所取也。”1由此可见：认为文才与人品之间容易存在矛盾，这种观念在当时社会上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如果说张昌龄、王公瑾以及太宗提及的祢衡、潘岳只是文才和人品不协调的代表，那么隋唐之际文中子王通则早已经把“南朝文人无行”视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在《中说·事君》篇中，他给南朝一系列杰出文人来了一通系统的批判：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均、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2
　　他对颜延之、王俭、任昉三人看法有所不同，总体上是肯定的，谓之“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中国古代把“文品”和“人品”联系起来衡量考察，是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但像王通这样把两个方面联系得如此直接甚至机械，就不免有些极端化的倾向。诗文在艺术上艳冶，人品上就一定是小人吗？然而这正是王通的评判标准。论文必然要论人，文章华丽必然人品低劣，由否定其文进而必然进而否定其人，孔、孟的观念显然没有这么偏激。然而王通这种观念当中贯穿着一种鲜明的逻辑：浮华的文风与儒家道德和人格的修养是背道而驰的，文章“约以则”乃是培养“君子之心”的应有之义，“约”即简约、朴实，“则”即以明道、贯道、载道为唯一鹄的。《王道》篇云：
　　子在长安……李德林请见，子与之言，归而有忧色。门人问子，子曰：“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门人曰：“然则何忧？”子曰：“非尔所知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3
　　又《天地》篇云：“子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4都主张在“文”与“道”之间建立必然联系。汉末以降，天下分崩，无论南北皆频繁呈现板荡之
　　势，政权更迭如走马灯，儒家道德礼教必然失去维系人心的力量，“士无特操”必然成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普遍作风。等到集权制统一国家再度建立之后，儒家礼教、忠孝观念必然得到强化，儒家的道德理想和人格建构理想必然再度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乱世中知识群体的操守和作风就必然成为此时备遭批判的反面典型。(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