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书写与《儒林外史》的经典化(3)

       郑振铎《文学大纲》第二十九章为18世纪的中国文学，“在这一世纪里，著名的小说出现了不少，最著者如《红楼梦》，如《儒林外史》，如《绿野仙踪》，皆为前无古人之作”[16]1385。“《儒林外史》没有《红楼梦》那么婉柔的情调，没有《红楼梦》那么细腻周密的风格，然它却是一部尖利的讽刺小说，一部发挥作者的理想的小说。”[16]1394对于《儒林外史》，郑振铎主要介绍了三点：一是人物来源：“如杜少卿即为他自己，杜慎卿为其兄青然，庄尚志为程绵庄，虞育德为吴蒙泉，余皆可指证。”二是《儒林外史》的文笔很锋利，描写力很富裕，唯见解带太多的酸气，处处维持他的正统的儒家思想，颇使读者有迂阔之感。三是结构很散漫。正如有论者谓：“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16]1395但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没有论及清代小说，殊为遗憾。
　　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第三十章为清代的章回小说，“清代章回小说作家之著名者，为著《儒林外史》之吴敬梓，著《红楼梦》之曹霑，著《镜花缘》之李汝珍，著《老残游记》之刘鹗，今为一一论列”。[17]185在简介吴敬梓之后，赵景深重点分析了《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形象，亦是引用文字居多。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介绍吴敬梓及《儒林外史》仅有一段。先简介出身，然后概述作品：“他的作品很多，而不很流传，只有《儒林外史》却脍炙人口。此书共有五十五回，作于吴敬梓旅居南京时，约当雍正末年，那时的士大夫们太看重制艺了，不但学识浅陋，且一举一动也都矫饰可笑，《外史》所写的，即以此种人为对象，刻画入微，而宅心公平;较之其他讽刺小说，实高出万倍。惜全书没有主干，未免大醇小疵。”[18]
　　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第七节为“清代的小说”，其中“社会小说”部分，首先介绍了《儒林外史》，包括以下内容：“全书五十五回”，是一部反对科举的小说，是中国讽刺小说中第一部”;“书中人物大抵均有所指”;“结构不严密”;另外节录《儒林外史》第48回“徽州府烈妇殉夫”。[19]
　　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第四十六章为“清代小说”，在“长篇小说”部分介绍了《儒林外史》。他指出《儒林外史》有两点长处：一是客观的，写实的;二是要改造社会的，讨论社会问题的。此外还有两点技术的好处：一是描写真切，没有肤泛语，没有过火语;二是很好的国语的文学。弊病亦有两点：一是见解带太多的酸气，二是结构很散漫。[20]这都是切实的批评。
　　三、1940—1980年：《中国文学史》对
　　《儒林外史》经典地位的确立
　　1940年代，随着英美大学体制影响的深入，中国文学教育的现代性工程得以迅猛展开，而“中国的学者们大都接受了西方现代人文学术的普遍范式，出现了一次现代的人文学术研究高潮”。[21]在文学研究领域，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专门性历史并予以逻辑性的言说成为当时学界的主要学术目标，从而拉长了中国文学史的撰写篇幅。同时，在文学观念上，随着王国维、蔡元培等学者“为艺术而艺术”口号影响的深入，用审美代替宗教，小学、训诂学被排除在“文学”外，文学的外延被缩小，逐渐朝着纯化的方向发展。小说则光明正大地跻身为“文学”家族的重要成员，《儒林外史》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1941年由中华书局初版，下卷成于1943年，初版于194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撰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964年初版）、十三所高等院校合作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78年版）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通史著述的代表。
　　1.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为《儒林外史》的经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三十章为“清代小说”，第二节的标题是“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专节讲解。其构成为：“吴敬梓的生活与性格”：引用吴敬梓自己的作品及友人程晋芳的《吴敬梓传》，详写吴敬梓的家庭、经历[22]598-600 ;“《儒林外史》所表现的思想及其文学上的价值”，“表现出前进的在当日甚至于可说是革命的高超的人生观”，“实在是一本最不愉快的社会写实的书”，主要体现为五点：一是“吴敬梓最反对的，是八股文的考试制度”，二是“理想的人生”，三是“反对迷信”，四是“男女问题”，五是写实的特征。[22]600-603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使《儒林外史》醒目地以独立章节的身份面世，凸显了《儒林外史》的文学史地位。
　　2.本时期《中国文学史》论及《儒林外史》体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以单独章节论述《儒林外史》，并确立了作者与社会背景介绍、作品思想内容梳理、艺术特色分析等“三步”式解读模式。游国恩等人所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七章为《儒林外史》：第一节，“吴敬梓的生平”;第二节，“思想内容”;第三节，“艺术成就” （讽刺手法、语言特色、结构）。十三所高等院校合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九编第二章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一节为“吴敬梓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第二节为“《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第三节为“《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中国文学史》亦是如此。
　　二是以社会评价法为主来阐述《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1940年代，文学的政治性及社会性被凸显，政治功利论是文学观念的核心要素。王国维在审美意义上使用的纯“文学”概念（“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并未成为文学理论界的主流。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直接规定了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方向、本体内涵、价值取向等一系列基本的问题，其主导思想正是确立宏大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将文学看作是其中的工具和有机组成部分。文学不仅仅肩负着为革命斗争进行宣传和鼓舞的作用，更是要代表广大工农兵和人民群众，抒发他们在火热的政治斗争中的心声。同时，文学的来源也不能再是所谓的主体的心灵和资产阶级情调，而应该是来自于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之中;而从文艺的价值论而言，更是要以是否符合革命原则和意识形态话语来判定。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文学，将文学视为意识形态规训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说，文学教育承担了意识形态的阐释和宣传功能，从而超越审美，成为意识形态体系中地位最高的学科。在那个时代，文学研究都本着为政治服务的宗旨，尽可能地抹掉学科对象的自律和学科价值的独立。因此，合乎政党意识形态要求的阶级斗争等被融入了中国文学史的阐释中。学者们通过思考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寻找着中国文学历史的书写策略，形成了以社会评价法为主的阐释技术，即把文学视为社会文化现象之一，强调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点也表现在对《儒林外史》的阐释上。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称“真实地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社会腐朽本质，刻画了地主阶级的爪牙的恶毒的嘴脸，因而暗示出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这就是《儒林外史》进步思想的积极力量”[23]。我们认为，文学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绝非社会生活的简单反映。因此，社会评价法并不能揭示《儒林外史》的所有内涵，只应是众多阐释方法中的一种。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