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财政思想初探(2)

　　2.整理盐政
　　张謇对盐政有着长期的研究，对整理盐政在财政工作中的地位有着高度的认识，指出“整理财政，第一步即在整理税政，企图增收。现时中国税收，特以盐政最关重要”〔2〕卷一P226。早在青年时代，张謇就曾研读了大量的中国盐政古籍，了解中国盐政制度嬗变的历史。1894年参加殿试时他曾明确指出清代盐商借官行私的弊端，并建议政府薄取盐利、体恤民艰。1901年，他在《变法平议》中首次阐明了自己设厂聚煎、就场征税的改革盐法主张。1904年张謇作《卫国恤民化枭弭盗均宜变盐法议》，对清代盐法的流弊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主张恢复唐代刘晏就场征税的方法，认为，实行就场征税，寓盐税于出场价之中，由场商任缴，可以化私为官、化枭为商、增加税入、减省辑私费用，利国利民。1910年，他又写成《预备资政院建议通改各省盐法草案》，提出了改革盐法的七大主张，力主摒弃专商、破除引岸、实行就场征税和自由贸易。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张謇出任实业总长兼理两淮盐政。就任之始，他就发表了《改革全国盐政意见书》，指出“中国旧时专制政治之毒最为灭绝人道者，无过盐法，”“专制之盐法，盗法也，”〔2〕卷二P132-134主张废止引岸，就场征税。因此，有学者认为，张謇在清末最早高举盐政改革的旗帜，主张改革我国的盐政制度，成为清末民初盐政改革的中心人物〔4〕P153。
　　3.开垦荒地，发展农业
　　张謇提出，在我国，发展经济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根本途径，也是实行新政、巩固政权的有效保证，说“人民生计之瘠，母财之缺乏，与其取之于茫无知识、救死不赡之人民，何如略筹资本，经营榛芜，开辟利源？国有产业之岁入增，则国民担负之喘息减；喘息减则无疾视政府之心，而一切新政得以安行而徐举。”〔2〕卷一P117他认为，农业为立国之本，是中国传统的基础产业，更是传统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人不尽力，地不尽利，是为两失，”〔2〕卷四P427姑且不论蒙古、西藏和东三省，即使在内地各行省中荒废未垦之地也是不可胜计，因此主张辟天然之利源，舒民间之财力。张謇联系江苏的实际指出，在苏北徐、海地区，水土深厚，地力肥美，与江南相比有过无不及。只是因为人民安愚习惰，又无政府提倡和资本家经营，致使地利尽失，一有凶荒，死亡枕藉，为外人所訾笑，所谓“坐卧于千仓万箱之中，而束手饿毙者矣”，〔2〕卷一P117-118因此主张学习国外现代农业科技知识，设立公司，采用机器生产，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以实现农业的近代化。
　　4.发展民族工商业，增强国力
　　张謇的财政思想是以发展实业、增强国力为基础的。他强调，只有经济持续发展才能使政府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所以必须立足长远，大力发展经济，培植税源，反对杀鸡取卵，急功近利。他认为老子“欲固取之，必先予之”的思路十分高明，可以说抓住了财政问题的关键，“诚明乎取也。”〔2〕卷一P73
　　张謇赞同孟子“无政事，则财用不足”的观点，认为“因循懒偷，而欲坐致富饶，是何异却行而求及前人，古今中外，无此前事”，〔2〕卷一P118主张大力发展经济，培植税源，而不是消极坐等，无所作为。1903年，张謇东游日本。他目睹日本实业突飞猛进、一日千里，感叹日本政府的奋发有为，认为其 “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的做法“宁非吾中国所当取法者乎？”〔2〕卷六P493张謇目睹在清政府的统治下，地方官员一味榨取，多方阻挠，严重挫伤了民间发展实业的积极性，使他们视之为畏途的现状，建议政府实行优惠政策，“凡工商机器制造之货，创办之始，概予宽免捐税三年；若就本地零销者，酌减捐税之半。其初垦之田，恪遵雍正元年圣训，水田六年起科，旱田十年起科，或量定为三年起科，五年起科，”“如是则农务、工务、商务必然不日著振兴之效”〔2〕卷二P16。他认为，在风气未开、民智低下、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民营经济尚较脆弱之时尤其需要政府的扶持。政府对于新兴事业应采取鼓励的政策，应在税赋征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切实履行规划、设计和领导经济的职能，保护民间发展工商业。这也正是自言“天与野性，本无宦情”，“愿为小民尽稍有识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2〕卷四P526的张謇在花甲之年出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的初衷所在。

      四 
      由于当时军阀连年混战，开支浩繁，政府财政十分困难，而另一方面，各地自然灾害频发，经济发展停滞，开源无方，因此，节流自然成为缓解政府财政困难的题中应有之意。张謇的节流思想具体体现为裁兵简政、厉行节约两个方面。
　　1.精简机构，裁汰冗员
　　清末吏治腐败，冗员充斥。这不但造成行政混乱，降低了行政效率，而且增加民众的负担，加剧封建国家的财政困难。张謇认识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从精简机构，裁汰那些寄生在政府机构里无所事事，有时反而添乱的冗员着手。早在《变法评议》中，他就主张要“省不急之枝官”，进行机构精减，说“省叠床架屋、监临牵制之官，而益分门别类、专责办事之官，不犹愈乎？”〔2〕卷一P51他还进行具体分析，指出，在地方各省，既然已有督抚专掌外交、海军、陆军，则将军、都统之类官员可省；有布政使专掌赋税之官，行折漕之法，则漕运总督以下各屯卫官及关监督可省；有农商道，则盐运使、织造以下之官可省；有工科道，则河督以下之官可省矣。在中央，理藩院职掌与外交部相同，大理寺同于刑部，太常、鸿胪、光禄、銮仪同于礼部，太仆同于兵部，因此，这些机构完全可以撤销或合并。钦天监可隶于文部，内务府、太医院可隶于内务部。〔2〕卷一P51后来清政府的改革与这些思想基本一致。
　　机构改革涉及诸多方面，特别是由于它损害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要真正实行起来总是阻力甚多、困难重重。19世纪90年代，江宁藩司所属厘捐局在江北11州、县设有捐卡187处，而通州、海门两县即多达57处，几乎占江北捐卡的十分之三。其中石港、双甸两处捐卡每年收捐不及千串，而开支却高达三千串，按理应予撤除，而总局却声称其“虽入不敷出，然关系他处极重大”，“裁去不便”，听起来冠冕堂皇，好像慎重捐务，实则是由于私利作祟，因为通海为著名优差，藩司总局“凡换一人，可卖四五千金”。如果实行包捐则“此可卖四五千之差价失矣”〔2〕卷三P758。正是由于地方官员因少了中饱的机会而对改革百般阻挠，致使通海包捐这项既利国又利民的改革最后失败。张謇因此感叹，“为民减一几希之累如扛鼎，为国去一骈冗之吏如拔山”〔2〕卷二P508，减轻百姓负担、裁减冗员实在是太难了。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