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传播”评估的价值与实现路径(2)

      　三、中国法治传播评估的实现路径
　　每一条法治之路的背后都有其一贯的法治之道，每一种法治之道也必然指向其特有的法治之路④。中国法治传播评估的实现必须遵循中国法治的发展规律，必须遵循传播学的基本原则，必须符合中国法治现实的真实处境，才能使法治传播评估真正的发挥作用，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点作出努力：
　　（一） 法治传播评估主体多元化
　　从已有的余杭、成都等地推行的法治评估实践来看，绝大多数的法治评估者多为政府部门级政府部门委托的第三方，而这种作法的缘由多为大量讯息为公权力机关所掌握，独立的第三方缺乏完整资料的收集和获取能力。但是，法治传播评估的对象多为社会公众、社会媒体机构，其咨询的公开性和可获得性较强。而且，普法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对话、交流、沟通、学习的过程⑤，普法主体应当是法治传播评估主体，而普法的对象也可以作为法治传播评估的主体，进而审视和体察自身在法治传播过程中的不足。所以，法治传播评估主体应当走向多元化，包括舆论媒体、社会公众及中间组织都应当成为法治传播评估的当然主体。
　　（二） 法治传播评估内容丰富化
　　由于中国法治建设的特殊性需要，法治评估多选择遵循制度性进路而建立法治评估指标。法治传播评估内容主要体现为指标内容的丰富与全面，具体包括：其一，普法宣传教育指标；在此项指标栏中包括对法律的宣传与学习，也包括对公众维权意识和维权行为的培训宣传情况的评价。其二是法治传播载体指标；该项指标既包括对评估地区的媒体建设、教育基地的发展状况作出评价，也包括这些已有硬件设置与机构在功能实现上的评价与衡量。其三是法治传播保障指标；该项指标包括法治传播的领导组织指标，即党委、人大及政府组织在法治传播中的组织和实施职能履行情况评价；同时包括相应的法治传播管理机构的配置与职能履行情况评价，还包括法治传播的社会参与指标，及社会各方面参与法治传播的积极性、参与力度和参与成效等。
　　（三） 法治传播评估方法与技术多样化
　　评估技术本身具有多样化的特征，法治评估也应当具有多样性的选择。作为法治评估的重要面向，法治传播评估的方法与技术也是十分丰富的。其中最主要适用的方法仍然是指标量化技术，通过将法治传播转换为主客观测量指标，例如，法治新闻的数量、种类及法治信仰与法治意识的实现程度等指标，并通过描述性分析技术进行解读。此外，定性方法也是法治传播评估的重要技术，通过法治传播叙事的过程性分析，也可透视评估地区的法治传播的状况，查找法治传播过程中的缺陷与不足。事实上，法治传播评估对公众群体的偏重是十分明显的，通过对公众的调查，才能更好的得出法治传播程度的真实样态。
　　总之，法治传播评估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法治评估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实现也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尽管现阶段法治传播评估指标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法治传播评估实践尚不成熟，但是就中国法治建设发展的全局而言，法治传播评估的推广仍然是十分有建设性的工程，也必将随着中国法治三位一体建设方略的落实而得到更为圆满的实现。
　　〔责任编辑：张 港〕
　　① 参见张德淼、李朝：《中国法治评估进路之选择》，法商研究2014年第4期。
　　② 冉井富：《论法治指标的认知功能及其局限性》，《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年第2期。
　　③ 白建军：《死刑适用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④ 凌斌：《法治的中国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⑤ 夏雨：《法治的传播之维》，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