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的精彩对话：传播与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1-0157-004
　　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简称ICA）成立于1950年，作为当今世界传播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顶尖学术团体，它拥有来自60多个国家、超过3500名的成员。2013年11月9—10日，国际传播学会区域性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是其成立64年来首次登陆中国召开大会。大会以“传播与社会转型”为主题，集中探讨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媒体环境与社会转型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健康传播与环境问题
　　安峥、Virginia McDermott研究社会文化因素和精神病认知对间接自我表露的影响。通过对354名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生问卷调查，发现女性参与者对精神病患者较少偏见，男性、集体文化成员和未与精神病患者接触过的参与者，更偏向在人际交流中谈论这一话题。对精神病偏见越多的参与者，越偏向间接地自我表露。任玉琛、安晓静对国内两个白血病论坛（百度的白血病吧和Bloodbbs）的124名白血病患者采集问卷信息，发现患者的网络参与总体上和他们感知到的信息、情绪和关爱方面的社会支持呈正相关，根据患者的参与度，可显著预测患者感知到的信息和情绪方面的社会支持。Jingyuan Shi等对7215条有关HIV/AIDS的新浪微博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这些微博内容绝大部分都可归为社会支持，对艾滋的社会支持的信息供给远大于需求。Banerjee Snehasish等通过随机抽样的电话调查，对新加坡1055个成人代表样本进行研究，探讨人际传播、大众媒体使用、计划行为理论（包括态度、社会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于提高新加坡人健康生活方式行为意愿的影响，发现传播变量及计划行为，都与健康生活方式的行为意愿正相关。王帆、郑频频在新浪微博中选取7个拥有超过5000粉丝的烟草微博账号，对其发布的总共12073条微博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微博成为烟草集团网络营销的一种新工具，烟草业通过欺骗性的方法，构建微博内容以推广其品牌和产品，并将吸烟行为合理化，赢得消费者好感，这一行为违反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3条内容。
　　在媒体与环境的相关研究中，曾繁旭、戴佳、Jeffrey Javed聚焦“金光集团毁林事件”以及“怒江建坝”案例中的“框架争夺”，发现中国环境NGOs只要巧妙且策略性地运用媒体框架，即可能对政策制定结果产生影响。邱鸿峰、吴胜涛通过对福建省紫金矿业周边居民水污染风险感知的调查，发现就环境风险议题而言，城乡居民之间的政府信任度存在显著差异，地方政府不应将信任重建作为水污染风险传播的目标，相反，应有序公开环境监测数据，帮助居民理性评估风险。
　　洪婧茹通过文本的话语分析路径，探讨中国环境议题在国际媒体中以怎样的话语策略得以构建。在外国媒体以互文性、隐喻等手段展示的图景中，中国环境问题在规则缺失的土壤中肆意蔓延，以极端形式爆发，蕴含了巨大的社会风险。一边是模糊的受害者群体，另一边是被动应对的政府，两者之间以冲突对抗的极端形式艰难互动。
　　二、政治、社会变革与全球传播
　　罗良清研究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总结出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身份具有虚拟性、多重性、流变性和交互性等不同于现实政治参与的特征。网民政治参与的内在诉求是获得身份认同以实现参政议政，以解决现实问题和获得话语权为目的，对中国社会秩序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刘娜、张昕之讨论个体对网络重要性的感知度、公民与政府互动过程以及公民间人际传播，对网上政治讨论的影响，强调了前人研究忽略的两个因素：公民与政府官员的直接互动、媒体重要性的感知度，通过551个有效样本的分析，发现对互联网重要性的感知度和公民与政府的互动，对网上政治讨论频率有积极影响。Zhang Fan通过文献梳理，探讨框架理论在公共舆论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认为中国传播学者需要进一步扩展框架理论在政治传播研究中的视角及方法，新媒体的出现将为该领域研究带来崭新的契机。
　　David Nolan等介绍了澳大利亚联邦竞选期间进行的“公民议程”项目，讨论它如何被定位为一种民意对当代澳大利亚媒体化政治局面的绝望态度的回应。他们质疑美国传播学者和社会活动家Jay Rosen最初开发的作为改革机制的“公民议程”，质疑Rosen倾向于将“公民”和“公众”定位为具体的存在，以及将政治、新闻和公民相互联系的领域视为一个必要民主模型的观点。
　　三、特殊群体与新媒体使用
　　付晓燕基于30位中国网民生命史的经验性研究，发现个体在童年期，在原生家庭及同伴群体中获得的情感支持，习得的“社交规范”，以及早期ICT使用经验中的正面回馈的多寡，对其成年后的网络社交策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网民能否经由网络互动累积社会资本。Joo-Young Jung对日本东京年龄20—39岁、40—59岁及60岁以上的三个群体进行了调查，发现不同年龄组受众的新旧媒体使用存在极大差距。
　　朱秀凌通过对576名未成年人的调查研究，发现未成年人的准社会交往比较理性，他们的准社会交往没有性别的差异，但年龄越大的未成年人，准社会交往程度越低，现实中人际交往困扰程度越高的未成年人，越可能利用电视来排遣内心的孤独寂寞，准社会交往程度也越高。

      索格飞通过对上海青年恋爱文化的定性研究，提出一种从恋爱关系发展到婚姻关系，“感情”与“条件”、“父母要求”，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相互妥协并取得平衡的现代恋爱关系模式理论。Huang Lei针对国内男同性恋用户如何利用相亲网络来寻找恋爱对象的研究，发现那些重视短期或长期目标达成的男同性恋者在自我展现上更具选择性。李琪以2013年1月“撑同志反歧视”线上运动为个案，对线上行动者进行线上访谈，并采用影像民族志方法，对行动者传播的图像进行深描分析，认为图像在当代中国已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反污名、反标签、表达个人价值观的一种抗争表演形态。
　　四、新媒体与受众及效果研究
　　有关社交媒体与微博的研究中，钟智锦探讨了SNS和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公民参与的影响，发现使用SNS结识新朋友，有益于虚拟世界中社会资本，使用SNS维系旧的社会关系，则有利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会资本，SNS对公民参与既有直接影响，又通过社会资本施展其间接影响。崔迪以微信应用为例，探索多媒体移动通讯工具在跨地域关系维持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认为微信有助于促进跨地域关系的连结管理，降低沟通成本，制造灵活的“同步性”，融合不同的沟通谱系。郑兴、喻慧娟借鉴媒介系统依赖理论，对微博依赖性加以解释，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受益感知与微博依赖度、时间耗费量正相关，但与传统的媒介依赖理论相悖，资讯需求、社交需求与受益感知、微博依赖度不相关。安珊珊对新浪微博社区88个颇具影响力的“微博名人”账户中的14819条微博样本，进行互动特征及效果分析，发现这一群体在互动特征上，存在着基于名人类属的显著差异;名人类属、信息构成方式、互动指向性、来源评论量等变量，能有效影响微博的转发量及评论量，微博中表情符号的使用，仅能对微博的转发量构成影响，而议题的属性，仅能影响微博获得的评论量。杨桃莲关注微博空间中“现实自我”的构建问题，发现微博实名制限定自我现实身份，博主通过“自我叙事”和“与他者闲聊寒暄”建构“现实我”，并着重阐述了博主如何建构“现实我”。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