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的精彩对话：传播与社会转型(2)

　　在手机媒体研究领域，陈忆宁、罗文辉、张国良等探讨了上海和台北大学生手机使用动机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从1923份问卷中，发现两岸大学生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上海受访者在使用手机时有较高的娱乐和守望动机。卞梦炜、梁永炽对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心理性格因素、成瘾症状、使用情况和人际交往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对414份大陆大学生样本的因子分析，确定了五种智能手机成瘾症状：无视有害后果、过于投入、无法控制渴求、效率下降以及感到焦虑和迷失。
　　巢乃鹏、薛莹区分新媒体使用中的功能满足和心理满足，构建新媒体用户持续使用意向的整合模型，归纳出“功能满足”、“心理满足”和“主观规范”（包括人际影响和外部影响）等要素。RyoheiNakatsu、ChamariEdirisnghe以新加坡年轻人的新媒体传播为研究对象，认为新媒体不仅创造了传播手段的新浪潮，而且也大幅度地影响了一代人的行为模式。Jennifer Ihm、Yeran KIM认为，目前有关电子书的阅读研究，已将焦点转向文化实践，他们通过深度访谈，发现读者们复兴了旧的纸媒，将其与电子书新媒介连结在一起。
　　五、国际媒体、政治传播与国家形象
　　Lars Willnat等基于2012年初在中美两国进行的两次随机抽样调查问卷，考察中美两国民众如何看待对方，发现中美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印象主要由他们对该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看法决定。此外，年龄、政治倾向、对对方国家的兴趣，以及和对方国家或民众的直接接触等人口学因素，也对他们的观感有重要影响。张梵晞等基于词汇联想法，发现香港常住居民对大陆的联想记忆，以负面为主，“贪污、发展、人多、造假、大、不文明”为香港居民对大陆的主要记忆，据此，绘制出香港居民对大陆的认知激活扩散模型。易妍以1993年至2012年间中国总理记者招待会这一“媒介事件”为例，讨论中国语境下记者如何处理此类新闻的消息来源，发现中国媒体更倾向于直接引用记者会上的消息源，较少引用记者会以外的消息源;而外国媒体更倾向于在报道中关注非中国籍人物，引用更多记者会以外的声音。确实，媒介在建构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形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1]
　　非洲学者April Raphiou以内容分析的方法，研究世界媒体对加纳总统John Atta Mills死亡新闻的报道，发现这一享有盛名的领导人本应获得正面报道，但国际媒体对非洲的负面导向建构依然存在于报道中。Shusuke Murai分析了日本保守党和网络右翼扮演的赛博国家主义对国际冲突的影响，使日本与邻国的矛盾冲突在近年来趋向紧张。Chamari Edirisinghe基于扎根理论，对新加坡的社会政治博客及其与读者关系进行分析，发现缺乏政治信任，影响了对话双方的投入与合作，导致了对话陷入失望僵局。
　　六、危机公关与品牌传播
　　夏德元总结了突发公共事件中微博传播的若干规律，指出微博传播的情绪化、群体极化、反体制化特征明显;因其参与面广，传播及时快速，关注度高，更加难以控制。刘瑛、王雅博通过对2012年及2013年上半年与公共突发事件相关的网络谣言的文本分析，发现：与不同类型的公共突发事件密切相关的网络谣言，呈现出不同的主题特点，但对事件自身细节主题的关注，则是所有具有影响力的网络谣言的共同特征。邓元兵、薛可、王舒瑶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产品伤害事件引发品牌危机过程中，受众面临不同类型产品伤害事件引发的品牌危机时，产品伤害事件类型、受众的产品涉入度和感知风险水平三个变量，对受众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于婷婷、窦光华基于在线互动与感知价值，研究网络购物行为，指出消费者的感知价值是影响消费者网络购买意愿的关键因素，在线互动对消费者建立信任态度的作用非常有限，信任在某种程度上可提升消费者在网络购物中的价值感知，进而促成购买意愿。
　　Terry Flew对2011年1月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和昆士兰东南部的洪灾和2011年2月新西兰基督城的地震进行个案分析，发现社交媒体作为一种社区传递信息的方式被广泛使用，其在重大灾难等危机现场作为传播信息的手段更加重要，并可通过更普遍的电脑网络和移动设备平台，实现多对多的信息传播。杨霜运用“互媒体性”视角，考察破坏力和影响范围都非同寻常的东日本大地震中各类主题的灾害信息传播行为，包括传统媒体的渠道复合化运用，民众参与的自觉性，第三方机构的系统化行为等，探讨传播主体之间的合作互补，对于提升灾害传播效果的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七、文化产业、媒介政策与社会变革
　　陈靖霖藉由文献分析、二手资料分析及多重个案研究方法，指出东亚电影产业若想挣脱NICL（文化劳动的新国际分工），转换成PNICL（后文化劳动的新国际分工），可努力的方向在于以中国为核心，巩固“地缘文化市场”的发展。张潇潇通过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发现境外电视模式在中国的模仿和改变，形成一条日趋繁荣的产业链，其中包括研发、模式分销和本土化改编三个主要环节。邵国松在占有原始文献基础上，较为全面地考察美国电视节目管制模式的改革过程，为中国电视节目规制提供比较框架。李晓蔚从全球趋势与台湾反垄断法草案，检视“把关人”理论在自媒体“云和端”模式中的回溯与嬗变，认为当今自媒体“云和端”的信息模式已消解“把关人”理论存在的逻辑基础，而对信息传播者的研究，也正经历着“个体心理—社会控制—个人心理”的回溯。刘嘉滨、王晓玲通过分析“三网融合”背景下在有线电视网络建设和改造中主要采用的PON技术和方案，阐明“三网融合”如何促进新老媒介的融合发展。面对制约我国文化科技发展的诸多问题，加强研究、完善相关政策体系非常必要。[2]
　　八、区域文化传播与社会发展
　　乐媛、刘君琳尝试勾勒关于台湾问题的网络协商境况，包括对“独统”、“武力攻台”、“民主”及其他日常生活方面的议题进行描述。党东耀认为，西南多民族地区的广播电视行业，应立足国家经济和文化“走出去”战略，与东盟“互联互通”的开放战略，以“三网融合”为载体，做好与东盟的对接，同时实现自身的跳跃式发展。要通过并购、参股、重组等方式整合上下游相关企业，做大做强中国传媒产业。[3]李红、彭慧丽、裴春梅结合中国与越南教育合作的案例，探讨地理邻近的中越两国，如何通过跨境教育合作，影响相邻区域人员所拥有知识的共通性与异质性结构，揭示跨境文化合作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微观动力机制。龚恬通过南欧华文报刊的现状分析、采访报刊编辑及了解南欧华人社群发展历史，展示当地华文媒体的形成与发展，另外，通过对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实地调查，分析当地华人华侨媒体使用习惯及信息接收状况，提出当地华人社群及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转型方向。吴敏、Patrice M.Buzzanell运用身份建构的场域理论和传播韧性理论，对在美中国职业移民的文化身份认同过程，进行叙事学研究，发现在美中国职业移民对美国职场专业精神表现出强烈认同，同时，对中国职场“关系”文化强烈不认同，对美国职场“任人唯才”文化理念的认同，与自身因缺乏纯熟英语语言和文化知识而难以充分发挥潜力之间的矛盾，造成他们尴尬的生存状态。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