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社会政策和“欧洲化”政治(2)

　　2001年社会保险系统改革的失败进一步印证了社会问题去政治化的难度。此次改革的出发点仍然是财政纪律的压力，政府的任务是改革保险系统，使社会保险支出合理化。主要的政策提议包括：（1）削弱国家对保险金的支援力度，中止国家通过社会团结救济（EKAS）对于保险的补充津贴，这个津贴原本覆盖所有每月350欧元以下退休金的人群；（2）国家将退出2007年12月31日以后退休人群的退休金的三方支付机制。此外，政府提议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7岁（不分性别），或者工作年限满40年，将所得置换率由80%降低到60%，并废除三方支付基金。改革直指保险金标准的统一化和社会支出的合理化。这次改革并没有逼迫利益双（或多）方进入萨利斯伯瑞所说的“零和赛局”的两种政策类型之一的管制类政策，从政策出发点来看它应当归于分配类政策，但涉及对保险体系的改革问题的话很容易向外扩展到税收和收入分配话题，所以它又很接近再分配政策类型，容易陷入另一种“零和赛局”。
　　社会政策理性可以被理解为利益政治特殊形式关系的综合作用，而不是仅仅归因于利益政治本身。社会政策及其影响存在着碎片化现象。监管和分配层面的政策取代了原本应当属于再分配层面的政策。在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形形色色的利益政治，不仅影响着政府和机构的政策理性，更影响了希腊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差异化。与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不同，希腊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再分配方面的社会政策是系统性分离的。宏观经济政策被监管和分配层面的社会政策所取代，并导致社会政策碎片化和扭曲的利益同盟。福利改革也因此无法达成社会一致，改革举步维艰，新的矛盾不断涌现。福利改革踟蹰不前，借此改进社会不平等问题和解决财政失衡痼疾更是殊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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