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学:“兴奋”与“紧张”之间(3)

　　
　　圣人所以经纬天地者，上之可以淑世，次之可以治身，于道无所不通，于义无所不该。而守残专己者，辄奉一先生之言以为依归，虽心知其不然，而必强为之辞。又有甚者，吐弃一切，自夸心得，笑训诂为俗儒，诃博闻为玩物，于是有不读书而号为治经者，并有不读经而号为讲学者[20]。
　　
　　尽管清代状元姚文田（1758-1827）在学人盛行考据、尊汉诋宋的情况下，一语驳斥了钱大昕的这种观点：
　　
　　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尧舜，得孔孟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宋诸儒而传，天下一日而不昏乱，即宋诸儒之功，无一日不在天壤，至其所著之书，岂得遂无一误，然文字小差，汉唐先儒亦多有之未足，以为诟病，今之学者粗识训诂，自以为多，辄毅然非毁之而不顾，此何异井龟跳梁而不见江海之大也[21]。
　　
　　姚文田的这句话言下之意是：汉学家对文字的纠缠实际是一种极端不自信的表现，然而恰是汉学家片面理解使得第二层冲突更显激荡：汉学内部的有崇尚“问治经必通训诂，博稽制度，进求义理以达诸躬行”[22]的心理，例如江藩（1761-1831）认为“训通圣人之言，而正心诚意之学自明矣”[23]，儒者的明体达用只有通过对文字的不断考证，这庶几是一个从经典到思想的过程，段玉裁（1735-1815）引戴震的话则将这层意思更推进了一步，“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24]，义理是考据的先导条件。但实际情况是汉学家似乎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在汉学家钱仪吉（1783-1850）那里能得到很好的验证，他说：
　　
　　不善学者徇末而忘本，汨其聪明，增其矜肆，徒驰务于闻见之博，不暇求理义之悦心，观其言行与其所记诵，判然为二事，则于学问之道，果何益乎？嗟乎，自道之不明，汉唐以来，沈溺二氏者。无论即儒者之涂，亦多且歧也，士大夫心思好尚又古今递变，而或至相反相攻讦，必有其终不可变者，君子所以贵择善也[25]。
　　
　　所以张文就认为，由于汉学家欠缺义理的考据最终并不会合乎学理逻辑，使得“考据”与“义理”层面的冲突纠结愈发严重，“考据”与“义理”对于治学的之人来说，孰是孰非，孰先孰后，在清人的记忆中，已经模糊、迷茫得不知所措了。
　　初看上去，张文的这个两个观点似乎并不新鲜，因为两大部分似都在对一个事实的变相陈述：清季的“汉宋兼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认知上的渐进，同样发生在乾嘉诸老身上，汉学极盛时，汉学阵营并不排斥兼宗汉宋苗头的出现[26]，这种苗头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汉学家自我批评不能知行合一、明体达用，比如邵晋涵（1743-1796）在与章学诚讨论修《宋史》宗旨时便出于这样一种用意而提到：
　　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鈡之择。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乎？[27]
　　
　　二是反对纯粹的考据，治经应当以义理为本。总括起来，这种兼采思想阮元（1764-1849）在《拟国史儒林传序》中的进行了描述：“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28]不管是穷经/进德，还是考据/义理，无非都是告诉我们，汉学家内部对待汉/宋的态度格调并不同成一式，但实际上张文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握住了这种苗头出现的本质，即抓住了汉学（家）细微的心理特征。清代汉学并没有走向死胡同，这无不得益于许多汉学家游弋于汉宋两派之间，主张汉学吸纳理学的精华，可以这样认为，张文恰道出了它的所以然：正是汉学家的这种紧张、冲突、纠结的性格特点，使得上述苗头得以出现，促成了汉学不至于走向更加局蹐狭隘的境地。 三、“汉宋调和”：
　　内在理路与外部冲击
　　
　　对于汉宋的调适、兼采、融合、消融这样的概念，生活在清代的很多学者就已经深有感触，前文已提到汉学盛极一时也并不排除有兼采思想的苗头，仍可见有调和汉宋的主张散在方册之间，只是这种苗头欠缺主动性的诉求，比如卢文弨在收到彭绍升（1740-1796）寄给他的《二林居》制义一册，对彭绍升攻击朱子颇为不满，几乎全盘否定了他的著书：
　　
　　朱子大儒，古今驳难不一，其于朱子无伤也，而年兄乃肆笔逞臆，不顾所安如此，即以前辈而论，意见各殊，尚当婉约其辞，宁谓朱子而可横？若斯也，首篇如此，是以未及遍观，虽有他作之合理者，而亦无救于此之离经而畔道矣！[29]
　　
　　而从翁方纲的赞扬中，也能看出卢文弨有“汉宋兼采”的趋向：“今之学者稍窥汉人崖际，辄薄宋儒为迂腐，甚者且专以攻击程朱为事……抱经题跋诸篇…校正古今虚公矜慎而不蹈流俗之弊也。”[30]又如焦循（1763-1820）说：
　　
　　乃舍孔子而述汉儒。汉儒之学果即孔子否邪？……学者述孔子，而持汉人之言，惟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扞格于经文。是所述者，汉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汉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则亦第持其言，而未通其义也，则亦未足为述也。且夫唐、宋以后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汉学者，或屏之不使犯诸目，则唐、宋人之述孔子，讵无一足征者乎？学者或知其言之足征而取之，又必深讳其姓名，以其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称其名，遂有碍乎其为汉学者也[31]。
　　
　　焦循在治学过程中，能做到旁通、相错、时行，其代表作《孟子正义》就很好的反应了新义理观下的疏证，“以古之精通易理，深得羲、文、周、孔之恉者，莫如孟子。生孟子后，能深知其学者，莫如赵氏。伪疏踳驳，未能发明，著孟子正义三十卷。谓为孟子作疏，其难有十，然近代通儒，已得八九。因博采诸家之说，而下以己意，合孔、孟相传之正恉，又著六经补疏二十卷，为学者称颂一时”[32]。后来清季硕儒张之洞（1837-1909）在痛批汉宋家法门户时说到：
　　
　　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宜无偏废，诋諆求胜，未为通儒[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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