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末期辽与后周清风驿之变考论

显德六年(959)后周泰州团练使荆罕儒策划发动的清风驿之变是五代末期一次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它结束了辽与南唐长期存在的交聘关系，导致了南唐构建的双环平衡结构的解体，打破了南唐对后周王朝以割地称臣纳贡为代价换来的划江而治的平衡局面，加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结束和南方统一局面形成的进程。对清风驿之变学界尚无专门研究。笔者所见仅彭艳芬、解洪旺曾涉及到这一问题，由于研究重点不同。相关论文未能对这一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进行深究。本文拟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再作探讨，不妥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清风驿之变的时间
　　
　　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对清风驿之变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但所载年份存在差异，马令、陆游将清风驿之变的时间系于后周显德元年(954)，而《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则认为清风驿之变发生在显德六年。为便于分析。兹将上述诸史对清风驿之变的记载引录如下：
　　(显德六年)契丹主遣其舅使于唐，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客使杀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于清风驿，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视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与唐绝。
　　(应历九年)秋九月，辽帝遣使于南唐，周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刺客使杀之。南唐夜宴我使于清风驿，酒酣惠更衣，久不返，视之，则失其首矣。自是始与唐绝。
　　(保大十二年)秋七月，契丹使其舅来聘……至是，馆虏使于清风驿，夜醼，更衣，盗斩其首，契丹自此不至。盖中原间之也。
　　保大十二年，舒噜遣其舅来，夜宴清风驿，起更衣。忽仆于地，视之，失其首矣。厚赏捕贼，不得。久乃知周大将荆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间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赏三百缗。俄有剑客田英得之，即给赏如约。仍屏人语之曰：“能得江南番使头，赏三千缗。”英果得之。自是唐与契丹遂绝。
　　诸史记载的差异导致了学者对这一事件发生年份认识的分歧，如张亮采《补辽史交聘表》、彭艳芬《契丹辽朝对南唐的交结和利用探析》等据马令、陆游的记载将清风驿之变的时间系于显德元年，魏奎阁《辽史外戚表新补》则引《资治通鉴》所言认为清风驿之变发生在显德六年。那么，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资治通鉴》、《契丹国志》有关清风驿之变时间的记载何者准确?这一事件究竟发生在显德元年还是显德六年?
　　无论是将清风驿之变系于显德元年还是显德六年，两种说法都认为荆罕儒是清风驿之变的主体这点是一致的。《宋史》荆罕儒本传对清风驿一事并无记载。唯叙其在后周的仕宦称：“显德初，世宗战高平，戮不用命者，因求骁勇士。通事舍人李延杰以罕儒闻，即召赴行在，命为招收都指挥使。会征太原。命罕儒率步卒三千先入敌境。罕儒令人负束刍径趋太原城。焚其东门。擢为控鹤、弩手、大剑直都指挥使。从平淮南，领光州刺史，改泰州，为下蔡守御都指挥使兼舒、蕲二州招安巡检使。四年，泰州初下，真拜刺史兼海陵、盐城两监屯田使。明年三月，世宗幸泰州，以罕儒为团练使，赐金带、银器、鞍勒马。六年春，军吏耆艾诣阙请留。恭帝诏褒之。”据传文可知，显德元年世宗战高平和伐太原时荆罕儒的身份要么是招收都指挥使，要么是控鹤、弩手、大剑直都指挥使，陆游《南唐书》云显德元年清风驿之变时荆罕儒的身份是后周大将符合实际。显德五年(958)三月荆罕儒出任泰州团练使，次年因军吏挽留而继任，《资治通鉴》、《契丹国志》云显德六年清风驿之变时荆罕儒的身份为泰州团练使同样符合史实。显然，从传记本身的记载及相应时期荆罕儒身份的考察上无法确定清风驿之变究竟发生在显德元年还是显德六年，但清风驿之变后辽与南唐关系发展的实际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
　　不管是显德元年说还是显德六年说，两说均认为清风驿之变后契丹与南唐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自是契丹与唐绝”、“自是唐与契丹遂绝”，无论是契丹绝唐还是唐绝契丹，结果都是两者聘使关系的结束。但从显德元年开始，南唐在辽穆宗应历五年十月和十一月。应历六年二月和十二月，应历七年二月和六月先后六次遣使辽国删。与显德元年之前相比，显德元年后南唐对辽的出使不但没有终止，相反还出现了频率增加的现象。这与清风驿之变后“自是契丹与唐绝”、“自是唐与契丹遂绝”的史实不符。虽然我们也可以将显德元年后南唐频繁出使契丹理解为李琛在后周威胁之下为寻求外援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但在出使国完全断绝与己方关系的情况下这种单方面频繁出使的可能性并不大。自显德六年至南唐灭亡的宋开宝八年(975)近二十年时间内，无论是契丹还是南唐都没有再遣使对方，彼此间的聘使关系彻底终结。显然易见，相对于显德元年说，将清风驿之变系于显德六年更具合理性。彭艳芬《五代时期契丹辽朝与吴越、南唐的交聘研究》提到了将清风驿之变系于显德元年的原因：“《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后周世宗本纪》系于显德五年(958)十一月下，《宋史》本传亦载荆罕儒于显德五年方为泰州团练使。似有道理。但自保大十二年(954)至交泰元年(958)间，南唐曾多次派使节出使契丹求援，时辽穆宗以草原为本位，执行保境睦邻国策。对于南唐的求援均未做出反应。而南唐在经后周打击后，已将淮南十四州之地割让后周。国势一落千丈，此时契丹使其舅出使南唐实非明智之举，而《契丹国志》将此条记于应历九年(959)九月之下，更不合逻辑。”云云，认为《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将清风驿之变系于显德六年不合逻辑。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契丹在显德六年以国舅出使南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根据《补辽史交聘表》、《五代时期契丹辽朝与吴越、南唐的交聘研究》的统计可以发现，契丹对南唐报聘的次数非常有限，自保大五年到保大十五年南唐先后十八次遣使契丹。但契丹并无一次报聘表示。在十余年没有遣使南唐的情况下契丹一反常例在显德六年令国舅出使江南，这不仅在遣使的时间上显得特殊。使者的身份更是不同寻常。“国家旧使远国，多用犯徙罪而有才略者，使还，即除其罪。”以国舅之尊承担原本由刑徒充任的远使工作。这种反常举动说明契丹对这次出使十分重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契丹在显德六年派出超规格的使节主动出使江南呢?这需要从是年周世宗伐辽。契丹失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及瀛州、莫州、易州等地的历史背景中去寻找答案。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