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南北问题”(3)

　　大学之本，在于大师。大批名教授之去留，方为大学衰荣之关键。1920年代初北大之衰落即由于此，同期东大之崛起亦因于此。张其昀在回忆母校时，曾说：“南高又有一最可自负之点，即留学生与国学大师合作。文科方面有几位大师对中国文化有着透彻的研究和超越的见解；同时他们也注意于科学的方法，故思虑的周密，其探究事理常有的批评的精神。”[19]此说提示了南高—东大校内的两股基本力量。该校的崛起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原两江地区的根底，亦得力于北大的支援。但其崛起却主要开始于东大时期，且是文、法、理、工、农、师范等全面崛起。上述旧派耆宿，大都在此前已移师此校，为何此校未能即时崛起？而且，上述诸人几乎都集中于文科（尤其是文史领域）；兼之数量又少，西学淡薄（其中不少人还述而不作），这何以能够支撑现代学科体系？显然，单靠上述人物，有可能营造高水平的文学院，但绝无可能支撑同样高水平的理、法、工等学院，更无可能支撑法、理、工、农、师范等新兴的现代学科体系。因此，东大的崛起显然另待高明。事实上，该校历年所聘教师中有这样一类值得注目的人物表如二：
　　
　　显然，上述名流与老辈文史耆宿类型迥异。他们绝非仅有国学根底的旧式人物，而皆属新从海外归来的洋派新秀，而且几乎都是留美生，内中大量人物均具同一背景——清华庚款生。他们恰恰是从192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涌入南高—东大（及金大），而且涵盖了所有学科。其到校时间与学科格局与东大勃兴之实情高度吻合。很可能，此校之迅速崛起，关键因素当在于此。有学者在考察归国留学生的去向时即发现：“五四以后，东南大学成为归国留学生的主要去处之一”，在222名教员中，外教及留学归国者分别为16人和127人，合占64.4%；其中理工科教员几乎全为海归派[20]。
“南北问题”是现代知识共同体互动的一个具体例证。相对于“南—北互动”“南南合作”显然要弱得多，它体现于中大与武大等之间，最明显的则在中大和浙大之间，如果说武大之崛起得力于北大支援的话，那么，同为南方名校的浙大，其崛起与北方的清华有着惊人的相似。其主力有二，文史方面主要是柳诒徵的门徒，其他方面是清华庚款生。而他们大都深具南高—东大背景：前者是其学子，后者多为其教师。而浙大的《思想与时代》，也隐然庚续了东大（中大）的《学衡》《国风》之精义。在若干关键人物中，竺可桢、胡刚复、金善宝构成浙大的理学殿军；张其昀、郭斌龢、梅光迪等成为其人文魁首，长期领衔其文、法学院。
　　北—北互动也所在多有。在北方，近在津门的南开，一直是京宁名校的人才中转站。对多数教师来说，南开都是曲线进京的跳板。由南开而东大的有梅光迪等，由南开而北大的有范文澜、江泽涵、饶毓泰等；但其首选，则是更洋派的清华，代表人物甚多：教师有蒋廷黻、刘崇鋐、萧公权、萧遽、李继侗、张彭春，学生则有陈省身、曹禺、何炳棣、宗璞等。
　　庚款生流风所及，便是老牌的北大，也在所不免。显然，自1930年代后，北大的历任魁首蒋梦麟、胡适、马寅初、汤用彤、周培源等等，皆庚款出身。因此，可以说，及至1930年前后，清华庚款生已在南北各大高校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挑起了大梁。
　　这对中国知识界有何意义呢？于此，我们不妨对“五四”前后的北大做一观照。
　　“五四”前后的北大，凝聚了全国相当一部分一线归国留学生。然而，便是如此，北大教师约百人，洋派教授比例一般亦不过半数左右，远不如后起的东大和清华。名教授中的崔适、陈汉章、陈介石等就无留学经历，更不用说“桐城派”诸干将都是旧派人物。截至1920年代初（即“五四”落潮北大衰退前夕），先后任教于北大的洋派名流甚多，其结构特征为：文科多，法理科相对较少；留日者有相当比重，留美留欧者原先较少，自胡适（1917）后则日渐增多。初看来，留欧美派在此似乎根底颇深，实则未必。几乎所有人在考察其时北大状况时，都难以忽略所谓“三沈五马二周”的存在，而这，恰恰表明整个1910年代，作为中国知识界核心的北大，仍处于太严门生的左右之中；欧美派势单力薄，远不如留日生人多势众。据测算，1894-1906年第一个留日高潮，吸引了四万以上中国学子。直到1909年庚款兴学后，留美才成为青年的首选，中国的留学重点逐步转向美国欧洲；而其回国高潮，则要在十余年后才出现。因此1910年代以前，中国留学生大部分都云集于日本。截止1919年，至少四万左右的归国留学生中，半数以上都是清一色的留日生。其后果是：整个191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一线人物中，留日学者一家独大，尤其是太炎门生雄踞其中。直到1922年，国内整个人文界舆论界的头面人物，相当一部分仍属留日派。知识界的话语权，基本掌握在留日生手中[36]。
　　上述得力人物大部分都类属于文科，尤其是文史之学和思想领域，而在外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极其薄弱。而现代意义上相对完备的学科体系，除了文科，还应有理科、法科、工科、农科等。以北大当时的实情（尤其是师资），根本没有可能完成这一转型。
　　然而，随着1925年前后留美生大量归来，这一状况有了明显改善。随着知识界“思想淡出，学问突出”，受过良好训练的留美生，尤其是庚款生则迅速由幕后走向台前，跻身知识界的第一线；外文、法科和理科等方面，几乎是留欧美派一统天下；在一线人物中，留美生已位居要津。而且，越是在名校，就越是明显。这预示着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重要转型业已完成：由“留日派时代”转向了“留美派时代”。
　　从1915年开始，庚款生陆续归国，其在1910年代多供职于南高和北大，1920年代中前期云集东大；而1920年代后期，原东大的师生和新从海外归国的庚款生一样，大量合流于清华。正是得力于这一天赐良机，东大和清华开始崛起为与北大比肩的三大名校，其他南北名校亦因之崛起。由此可见，这一局面的扭转和中国大学的全面崛起，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四、人才何以兴学？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