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儒的对立与交融

　Opposi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science
　　and Confucianis m in ancient times
　　CUI Nai-xin
　　(Department of Military Education,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F uxin,Liaoning 123000,China)
　　Abstract:Military science and Confucianism were generated simul taneously in thepre-Qin era.Military science emerged with frequent fightings while Confuciani s m predominated among the ancient philosopher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military science and Confucianism gradually integrated from confrontation. Thou ghts of just war and people-centeredness penetrated deeply into military scienc e,which exerte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cience.
　　Key words:the ancient times;military science;Confucianis m;conflict;integration
　　
　　中国古代兵学和儒学同产生于先秦时代。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兵学最杰出 的代表,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深刻卓越的思想,闻名海内外,被誉为兵学鼻祖。孔子创立 的儒学与诸子百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的繁荣。先秦时代,战争频繁,不仅 兵家从事和研究战争,诸子百家也对战争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儒、道、法、墨均留下了相 当篇幅的论兵言论[1]。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自西汉取得统治地位后 ,不断对 兵学施加影响,同时兵学也积极吸纳改造儒学。兵学与儒学逐渐从对立冲突走向相互吸纳融 合。
　　一、古代兵学与儒兵学
　　“兵家者流,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汉书•艺文志》)春秋战国以后 ,受诸子百家影响,兵家的成分开始复杂化。从地域上看,较好保持古兵家特色的是齐国, 代表人物有姜尚、管仲、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等;秦晋地区则主要表现出法兵家特色,代 表人物有吴起、商秧、尉缭等;吴、楚、越等南方诸国则体现出道兵家的特色,主要代表人 物有范蠡、伍子胥、文种及后世的张良、李荃等人[2]。《孙子兵法》建立了中国 历史上第 一个完备的兵学体系,框定了后世兵学发展的大体方向,因而孙子学的演进在整个中国古代 传统兵学发展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兵学的战争观以慎战思想为 基础,以“安国全军”、“自保而全胜”的军事目的为核心,“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利”既是慎战思想的内涵,又是战争目的的出发点。因此 ,慎战思想同战争目的由于“利”而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以利害关系为尺度,古兵学家们 形成了一整套庙算、虚实、诡诈用兵的原则,即用最小的代价换取量大的胜利。这种情况发 展到极致,便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
　　儒学是以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为主要研究对象,儒家虽也言及军事,荀子的《汉兵篇》 还独成体系,但在先秦时期真正的儒兵家并未形成,因为此时大多正统的儒学家除了从战争 观的角度谈论军事、批评兵家外,都不曾也不屑于从战略技术的角度来研究军事问题。儒家 的战争观奠基于孔子,成型于孟、荀,核心思想是“义战”。儒家认为,“义战”顺天道而 应民心,正义之师必定所向披靡,天下无敌。子贡问政时,孔子回答说,要做到足食、足兵 、足信三条,而当不得已要去之时,则以去兵为先(《论语•颜渊》)。如果说孔子对于仁 政与兵备的看法只是主次、轻重之分的话,至孟子时则成为本末之别。仁义的功用得以极度 夸大,于是正义之师便可以执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孟子•梁惠王上》)。既然义兵 之胜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那么统治者只要实施仁政,进行义战便足够了,其他问题无足轻 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3]。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自己用兵的理想境界“故仁 人之兵, 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喜悦。”(《荀子•议兵》)儒家支持正义战争, 反对非正义战争,由于其以动机为唯一评判标准,使其所谓的义战,只能存在于理想之中, 在现实生活中则几乎难以找到。因此,在儒家眼里,春秋无义战可言,战国则是争地以战, 杀人盈野的悲惨景象。不能得之于今,只好索之于古。儒者们津津乐道于五帝三王,将这些 古代帝王曾从事的战争活动加以理想的描述,作为自己义战思想的历史佐证。
　　二、兵学与儒学的冲突
　　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以孙子学为代表的传统兵学与先秦儒学的冲突,鲜明而尖锐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仁与诈的冲突。儒学以仁义为本,兵学以诡诈立道,仁与诈的 截然对立是儒学与兵学冲突的根本。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孔子曰:“ 古 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成其身。”而“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兵 家认为,利益是诡道用兵的目的,诡诈战术原则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孙子》提出了欺敌误 敌、示形动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隐真示假、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因敌制胜等用兵原 则。二是义与利的冲突。儒家重义轻利。兵家则重利轻义。儒家主张凡是正义战争,则无条 件地拥护和支持;凡是非正义战争,要一概坚决反对。孔子曰:“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而兵家强调兵“以利动”(《孙子兵法•军争篇》),“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 而止”( 《孙子兵法•火攻篇》)。以利害决定进止,是兵家进行战争决策的基本依据[4] 。三是战 争目的与事功的冲突。儒家与兵家在评判战争标准上各持己见。儒家认为,凡是以吊民伐罪 ,拯民于水火而从事的战争,是顺天应人的正义战争;凡是以满足统治者私欲而进行的战争 ,是逆天背道的非正义战争。这显然是从动机来判定战争的性质。而兵家则从事功的角度, 提出“胜敌而益强”(《孙子兵法•作战篇》)、“战胜而强立”(《孙膑兵法•见威王》 )等主张,强调以最终的结局作为判断的依据。对于儒家的评判标准,吴子给予了严厉的批 评:“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吴子•图国第一》)。 评判标准的差异也导致了儒家与兵家在对战争性质问题认识上的截然不同。四是理想与现实 的冲突。儒家弥漫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兵学则更注重现实。儒家从其“仁义”与“礼 治”并重的政治哲学思想出发,构建了由据乱而各项平又终至太平、由小康而至于硕的社会 蓝图,并进而推广到军事领域,形成以仁义取天下的理想模式见王志民《齐文化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而兵家则不然,战争中 的任何失误都可能导致付出惨重的代价,残酷的战争使得兵家不得不以务实的态度研究战争 规律,因此使得兵学充满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儒家以其理想主义来批判现实,自然也就 难免对兵学加以指责和非难。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