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和迷恋表达性现实

浩然是毛泽东时代的标志性作家,其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是一部集大成的“社会主义文艺”著作。他生前和身后,学术界围绕他的两个问题争论不休:他表现“文革”前农民生活作品的真实性;他“文革”期间政治上的“问题”。前者主要是个学术问题,当在学理上解决;后者自然是个政治问题,党组织已做出明确结论。
　　“文革”结束前,他创造了无数奇迹。这是他的出身、才华、计谋、韧性和人生理想等合力的结果,更是时代选择和造就他的结果。他表现“文革”前农民生活作品的真实性,牵涉他追随时代前进的脚步,牵涉特定时代主导意识形态运作、自我建构的方式和逻辑,也牵涉特定时代中国人的文学真实观和审美风尚,是一个有探究价值的问题。
　　一
　　浩然家境贫寒,13岁前,在寡母的激励和支持下,断断续续上过半年私塾、3年小学。1949年,他17岁。按组织要求,他仿照《兄妹开荒》等秧歌剧,用抡锄杠的手编创了秧歌剧《小两口唱国庆》;随后,秧歌剧在蓟县马伸桥镇成功演出,民众喜闻乐见、盛况空前,他惊喜地发现了自己的艺术潜能。不久,他到蓟县大刀剪营开展发动青年、建立团支部的工作,其间,他模仿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试笔体裁模糊的《盘山英烈传》,做起了当一名赵树理式的为民写作的作家的梦。此后,他边工作、边学习、边写作。补习完中学课程后,他继续自修大学课程。他精读了巴人的《文学论稿》等理论著作,拜读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等作品,他相继喜爱赵树理、孙犁、柳青的作品。他1956年发表处女作《喜鹊登枝》,1958年出版同名短篇小说集,文坛名宿巴人、叶圣陶十分推崇小说集真切清新的格调、浓郁的生活气息、明净流畅的文字。1959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郭小川介绍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仅用10年时间,圆了作家梦。他虽没当成赵树理式的作家,但他从写文不成理、词不达意的浅显生活故事的作者跃升为作家,这显然是个奇迹。
　　他上进心强、名利欲盛、且急于求成,为此,他在逐步圆作家梦的过程中,在文坛逐步接受他“挂着露水珠、带着泥土味”
　　②
　　浩然:《圆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389页。)的小说的过程中,日益陷入创作困境。其主要表征是路向问题严重妨碍着他在文学道路上跃上新台阶。1957年春,他因被误诊患“浸润性肺结核”而住进疗养所。疗养期间,他特意请一天假到顺义县龙湾屯乡焦庄户看望党支部书记萧永顺。当夜,北边丁甲庄农民因反对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哄抢了农业社粮食。结果,县公安局派人逮捕了肇事者,勒令帮凶把抢去的粮食如数退回农业社。?②当时,他把实事曲解为一起一群富裕中农在“坏人”煽动下哄抢农业社粮食事件,并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因他未用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处理素材,小说“不能本质地反映生活斗争,给群众念了之后,他们并不感动”。他改了几遍,均无起色,只好放下。同年,《北京文艺》编辑孙毓椿忠告他,要转变一味写“田野牧歌式的新人新事”的路子,像写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王蒙一样,走大胆干预生活、勇于暴露生活阴暗面的创作道路;否则,他的创作道路会越走越窄,而且很危险
　　
　　参见浩然《圆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页。)。他在长篇小说《艳阳天》主人公萧长春原型萧永顺的激励下,继续沿着歌颂生活光明面的创作路子走,未采纳孙毓椿的合理化建议。1959年,巴人除了像叶圣陶一样充分肯定他的成绩,还友善而精当地指出他的“欠缺”:未把“新人物”置于阶级斗争旋涡中塑造,是这些人物不够鲜明突出、高大完美的原因之一;他热衷于编造故事、营构奇迹、追逐和演绎政策的创作倾向,潜伏着脱离客观实际的危险(注:参见巴人《略谈〈喜鹊登枝〉及其他》,《人民文学》1959年第11期。)。他虽崇敬巴人,但未把巴人的建议当回事。后来,巴人前后矛盾的见解成了他的艺术生命和作品生成机制的科学预见。
　　从1958年开始,他逐年增强了早日解决路向问题、摆脱创作困境的意识,逐年增强了想在文坛立足、须尽快写出一部史诗性的大部头著作的意识。不过,一时半刻,他想提高写作水平,无从入手;他想提高作品质量,无从着力。为此,他异常苦恼、万分焦虑、格外矛盾。1962年是他艺术生命中的关键年份。4月15日,他特意致函文坛前辈周立波,恳请周立波谈谈自己的创作经验和体会,启示和指导他怎样摆脱创作困境,周立波未及时回信。他听从“周扬的同伙”的忠告,闭门研读18、19世纪的文学名著,孜孜矻矻地钻研艺术技巧、提高艺术素养。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他回忆道,毛泽东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像一声春雷,震动了他的灵魂;同时,一位理论家启示和指导他,为“深刻”地叙写生活、“高大”地塑造人物,应“把英雄人物放在阶级斗争中去表现”;他发现,他一度上了“周扬的同伙”的当(注:浩然:《〈春歌集〉编选琐忆》,载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编《浩然作品研究资料》(修订本),内部资料1974年版,第173页。)。他认真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后,“心里豁然开朗”,想起那部未完稿的小说,打点行装再次来到焦庄户,边学习、边深入生活。他精心研读1957年前后涉及阶级斗争问题的党报社论和文件后,联系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用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观察、分析、研究靠山小村丁甲庄发生的那起农民抢粮事件,进一步看清了自觉守卫农业社粮库、自觉保护社会主义劳动果实的“群众的精神面貌”,也进一步看清了企图使社员走回头路的“敌人的丑恶灵魂”。他满怀激情和信心,重拾那部搁笔多年的小说,不久,他顺利写出长篇小说《艳阳天》(注:参见浩然《为谁而创作》,载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编《浩然作品研究资料》(修订本),内部资料1974年版,第34-35页。)。《艳阳天》共三卷、126万字,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京郊东山坞农业社1957年麦收前后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他写《艳阳天》时,因“把毛泽东思想中有关阶级斗争和斗争哲学的理论真正引入他作品的结构中”,《艳阳天》比他此前的作品“深刻了一些”,“他的创作,开始由平面进入纵深,由相对静态变为冲突激烈,由舒徐转为峻急,由和风细雨一变而为波涛涌起的莽苍”(注:雷达:《旧轨与新机的缠结——从〈苍生〉返观浩然的创作道路》,《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艳阳天》的可读性和艺术性大大增强了,里面的故事,萧永顺和其他受众喜闻乐见,激进派也十分感动。更重要的是,因他有意识地把人物形象放在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旋涡中塑造,先进人物形象鲜明突出、高大完美,小说具有启发和教育受众的巨大示范意义。在文坛看来,《喜鹊登枝》等短篇小说集的“缺点”,在《艳阳天》中消失了。他写歌颂“田野牧歌式的新人新事”的小说时,“只把自己当作一个无产阶级的歌手来看待,并没有当一个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冲锋陷阵的战士来要求”(注:浩然:《学习典型化原则札记》,《天津文艺》1975年第3期。)!他从写《艳阳天》开始,自觉地用阶级斗争显微镜观察生活,有意识地用阶级斗争眼光看问题,竭力在素材中虚构或编入阶级斗争线索。他同期写《石柱子》等短篇小说时,一律有意识地用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处理素材。(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