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逻辑的阐释力度(2)

       在本书的第三、四部分，商伟教授继续探讨了《儒林外史》的这种思想特质与它独特的文本结构和表达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儒林外史》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没有始终连贯的故事，人物像走马灯一样倏来倏去，一系列故事随起随灭。它问世不久，就有评论者指出了这个特点。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对此作了最精要的概括：“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虽也有少数批评者为之辩护，但大多数批评者都认为这是《儒林外史》的一个缺陷。商伟教授指出，《儒林外史》的这种结构特点，固然与该书的写作过程长达二十年、可能时断时续有关，但根本上是由吴敬梓的思想状态决定的。吴敬梓一直在探索和思考，在注意观察各种现象，尝试各种可能性，他的思想状态始终处在观察、质疑、思考、实验、失望、反思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他没有认定哪个人物真正足以承担中心人物的角色，也不能确定哪件事情足以成为中心事件，他就只能一路巡视扫描过去。换言之，是吴敬梓不断质疑的思想状态，是这部小说思想上的开放性，使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自然而然地采用了这种开放式的结构。
　　作者还根据这一思路，对《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的真伪问题作出了新的分析和判断。《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描写朝廷下诏开“幽榜”，追赠书中所有曾经抵制科举考试和参加科举考试未能录取的人以科举功名，并以此作为全书的结尾。这一回究竟是吴敬梓本人所作还是他人“妄增”，牵涉到对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思想水平和价值的评判，因此成为《儒林外史》研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历来研究者争论不休。很多学者都力图从文献记载、版本流传方面找到可靠证据，以证明是吴敬梓所作，或不是吴敬梓所作，但所找到的证据和所作的分析，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此这一疑案一直悬而未决。商伟教授则另辟蹊径，“从《儒林外史》的写作方式等方面来寻找解释”[1]409。他认为吴敬梓的思想处于流动中，《儒林外史》的写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几乎没有真正肯定什么，也几乎没有真正否定什么，因此他写出这样一个与全书的基本思想倾向颇不一致的结尾也是有可能的。他不仅会怀疑和否定自己曾经相信过的东西，让自己的思想向前走;也可能怀疑和否定自己曾经有过的可贵的怀疑和否定，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自己曾经否定过的东西，从而让自己的思想走回头路。反过来说，这个结尾本身也是吴敬梓无边怀疑、陷入迷茫的思想特征和《儒林外史》开放性写作方式的一种表现。商伟教授对自己的这一解释非常满意[1]423。最近，中国大陆学者郑志良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发现了吴敬梓好友宁楷的《修洁堂初稿》，此稿成于吴敬梓去世（乾隆十九年，1754）之前，卷二十二收有宁楷所作《<儒林外史>题辞》。该“题辞”概括了宁楷所见的《儒林外史》一书的主要人物和情节，末尾有“玉堂金马，被薛荔而来游;丹诏紫泥，杂椒浆而共锡”的句子，它毫无疑问是指《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朝廷下诏开“幽榜”的内容（见郑志良《宁楷与<儒林外史>），则第五十六回确为吴敬梓原稿所固有。郑志良此文，彻底解决了这一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堪称《儒林外史》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获，令人敬佩。而商伟教授通过文本分析已先此作出了同样的判断，令人称奇。
　　商伟教授进而指出，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这种思想特征，作为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也促使《儒林外史》的叙述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中国早期的长短篇小说脱胎于说话艺术，说书人往往以全知全能者的姿态，把握故事的整体和节奏，在叙述的同时对听众和读者进行解说和教导。在这里说书人的立场与故事的思想内涵是统一的，故事的指向非常明确，也很单一，对听众和读者具有强大的引导作用，同时也产生很大的限制作用，具有强烈的封闭自足性。吴敬梓则并不以为自己看清了所有现象，想清楚了所有问题，而是自始至终处于一种迷茫困惑质疑的状态，并对自己的这种思想状态保持清醒。因此他并不对自身的经验和见识过于自信，而是具有深刻的反省内察的自省力。不仅对书中的人物始终保持审视和批判的态度，也将自己的过去以至当下的思想认识和行为都置于一段距离之外加以审视，甚至更加苛刻。作者思考越深入，就越是陷入质疑和困惑，就越加谦逊，自己就越退却到几乎难以察觉的边缘位置，就越来越不愿意对故事作出解说，对读者进行教导。他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让事实得到完整清晰的呈现，而这种呈现蕴含着巨大的解释空间，为读者的解读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于是《儒林外史》就摆脱了对源于说话艺术的话本小说全知全能叙述模式和表达方式的仿拟，实现了文人小说的真正独立，建立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新模式。“这样一种反躬自省的习惯为小说的反讽性带来了新的思想深度和更广泛的可能性”，“标志着章回小说文人化在十八世纪中叶所达到的新的历史高度”。[1]374，375
　　综上所述，商伟教授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思想特征及其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并揭示了这种思想特征与《儒林外史》独特的结构形式和创造性的叙述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我认为这些分析属于真正的洞见，为《儒林外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商伟教授的这本新著广泛征引中西各种文学理论，不乏细致的文献考证，细腻精彩的文本解读更是随处可见，然而全书又具有严密的整体结构，步步推进，如庖丁解牛，批窽导穴，无往不利。作者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掌握了作品内在的文本逻辑。所谓文本逻辑，具体体现为作品内在的思想逻辑、故事情节逻辑、形式结构逻辑，但它实际上受外在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作者的创作意图等制约。要把握作品的文本逻辑，就必须一方面细读文本，探寻其中“草蛇灰线”般的脉络，一方面考察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和作者的生平思想等，内外两线并进，找到其间的契合处，这个契合处就是文本逻辑所在，也可以说就是作品的根本奥秘所在。找到这个文本逻辑或曰根本奥秘，也是文学研究的最大乐趣所在。商著正是将文本细读与对外在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和作者生平思想的考察相结合，找到了《儒林外史》的文本逻辑。而从商著我们看到，一旦把握了文本的内在逻辑，就能为文本分析带来多么强大的穿透力。
　　但是，如果说本书还存在某种缺陷的话，问题可能也就出在这里。作者似乎特别钟爱自己找到的这个有效的解释框架，于是竭尽全力把它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并尽可能维护它的完整自足性，最终可能带来了某种负面效果，即专注于文本内在逻辑的阐释，过于强调《儒林外史》的否定性逻辑，而相对忽略了吴敬梓在这种否定性过程中可能给予某种程度的肯定的因素，以及作品客观上呈现的某些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因素。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