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电影中底层女性生存状态分析(2)

　　三、底层女性的命运
　　 命运一词与人的生命、性命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后经扩大，不但同生命有关的死生，而且同一个人的贫富、贵贱、祸福、快乐或者痛苦等等生活质量相关的状态都内含在命运之中[5]。对于早期电影中富贵、福运、快乐、幸福等是上流女性的代言词，对于底层女性来说，贫穷、祸灾、痛苦、生活地位低下成为了他们命运的代名词。
　　 早期的中国电影中，不管妓女形象，对忠贞爱情向往的女性或者对知识新女性来说都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新女性》（1935年，导演蔡楚生）中的韦明作为新女性的代表，作为社会底层的代表人物，她有着自己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走出了以家庭为中心的环境，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与外面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只因为遇人不淑，导致工作丢失，生活窘迫，只能靠自己的创作来维持生活。生活逼迫，无奈之下她走上了卖身的道路，最后却抵不住人们唾弃的眼神和言语，在这样的重压之下，她选择了自杀，虽然得救最后还是在营养不良的情况下，永不瞑目的长逝了。
　　 韦明的命运是对当时上海底层女性生活的真实写照，和素芬相比、阮玲塑造的妓女的形象相比，同为三个为生计而辛苦的底层女性，为孩子的母亲，不同的是她有着自己职业，靠自己的能力立足于社会中，可悲的是她没有政治权力，追求幸福的生活却被小人给谋害。这个社会环境中，他们的命运却是相同的，都是在不甘心中结束了自己生命。就这三个女性而言，她们是底层女性的代表，是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造就了她们的坎坷的命运。这也是当时社会中妇女命运的真实写照。
　　四、结 语
　　 中国早期电影中对于底层女性形象的塑造，大部分都倾注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与生计中，表现真实的女性生存状态。通过早期电影中素芬、阮玲玉塑造的神女、韦明等女性生活的表现，为我们探究中国女性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封建五千年的传统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女性权力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底层女性在安分守己的过着以家庭为主的生活的同时，从传统的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慢慢的走出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生活，开始靠自己的技能在社会上谋求职业，向新知识女性形象的转变。
　　 但在中国数千年的男权统治下的社会中，女性的权力和地位相比还是比较低下，女性还是依附于男性而存活。究其真正的原因是：一方面，封建传统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统治着整个中国社会，底层女性的传统思想在女权运动的风浪中收到的影响还比较甚微，女性还是未从家庭的苦力劳作中解放出来，家庭还是女性的生活重心;另一方面，她们缺少能立足于社会的政治权力，导致经济的贫乏。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又影响着经济基础。女性的经济基础受到上层建筑的影响，因而决定了她们的命运带有悲剧性。因此以这三个女性作为代表的中国底层女性的生活、爱情和命运都无法逃脱悲剧这样一个结局。
　　 参考文献：
　　[1] 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 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3] 管晨蓉.“可悲、可叹、可赞”——香港电影中底层女性真实书写[D].南京师范大学，2014
　　[4] 马志远.反思：命运和命运观[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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