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疑电视剧的叙事元素解析(2)

　　三、内在意蕴：人情与法理
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电视剧在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共同构建的影视文化格局下，不论根据历史题材改编的作品，还是根据当下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生活写照的作品，都反映着“理”的内涵。所谓“理”，道理、伦理、情理、法理等等是人们工作、生活的基本秩序，每个人都生活在某一个固定的圈子里，“自发地就产生了‘自己人’的圈子，其中人情、面子、规范的运行保证了熟人社会的性质。”[5]（P80）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言中国社会的乡土气息浓重，人们办事通常最先考虑的是人情而不是理性或者法律。
悬疑电视剧为了增加故事的观赏性都是采取“二元对立”的情节设置方法，善与恶、爱与恨等矛盾面的讲述使人类社会千姿百态的景象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而且悬疑电视剧更多的以“丑”示众，它通过揭丑来赞美，留给观众的是无尽的反思。《不在犯罪现场》讲述了由婚外情引发的一系列杀人犯罪事件。首先跨越道德边界的是丈夫米建山，他与情人再次重逢，引起家庭的不和谐。在女儿、小舅子的软硬兼施没有丝毫改变的情况下，妻子决意杀其情人，但在这个过程中把许多无辜的人卷进这个阴谋中来，所以刚出狱的舅舅本打算重新做人的念头也随即弃之，为了姐姐的利益相继杀了简妮、周止明和阿猫师傅。而妻子又错杀了孔琳的姐姐孔莲，在法律面前舅舅、妻子的行为都触犯了法律。所以，纵观整个事件，观众同情妻子，首先出轨的是丈夫，而最终受到惩罚的却是妻子，在最后丈夫充当一个正直的人把妻子送去自首时，观众不禁为此感到无奈。至此，许多人都会倾向于同情作为受害者的妻子一方，甚至有人认为她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这正是中国人对做人、做事的判断往往是从具体情境和人际关系考虑，而忽视了理性、逻辑的方面。
其实，中国农村浓重的乡土气息不仅存在于乡村，而且根深蒂固于大多数中国人的血肉和意识里，他们遵循着祖辈留下来的“情理”行为模式，为人处世、解决纠纷都是依据“情理”执行，而不是按照一般理性的规范判断和处理，即人情大于法理。“自古以来，人们就主张为亲者隐，为尊者讳，爱有差等。因此，中国的法理和道德是有伸缩性的，法理和人情的抵触、冲突的结果是人情渗透于法中”。[6]（P81）在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道路上，必须要转变传统的人治大于法治的观念，不仅要日趋完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法律，还要更注重依靠法治解决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依靠法治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因此，通过电视剧的社会功能来教育普通大众是一个不错的引导途径，虽然效果不是立竿见影，但起码影视文化潜移默化的内隐力量是大家认可的。
参考文献：
[1]郝朴宁，李丽芳.影像叙事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18.
[2]孙政.有意义的可贵探索——评电视连续剧《大宋提刑官》[J].名作欣赏，2006，（02）：99.
[3]王增宝.情节与真实[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03）：118.
[4]蔡之国.论电视纪录片的故事性[J].玉溪师范师院学报，2006，（05）：71.
[5][6]罗冬冬，苏露露.变迁视野下的乡土人情[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4（01）.
作者简介：

　　康美龄（1984-），女，云南文山人，文学硕士，助教，主要从事传媒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