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变”与“常”笔谈(之四)

“变”与“常”，对于文学艺术而言，是一个古老的传统问题，也是一个年轻的现实问题。
　　“变”与“常”是先秦时代中国哲学里就出现的一组命题，与阴阳、天人、古今、知行、名实、动静、心物等等一起，构成了诸子百家研究讨论的几大范畴，在后来引导了中国思想的基本主题和思维方式。这种描述世界与历史的思维与西方哲学的最大不同，就是它能够顾及到事物本身的两个相互作用的力量。能够在彼此有机的互动形态中观察思考问题。借助这样一种思维，我们不难发现文学艺术中那些相对恒定的因素，也承认那些相对变动的因素，并且注意到在相互联系中看待问题。
　　任何文学艺术都有其恒定的部分，我们通常说文学无论古今中外，总是以对“人性”的表达为基点，又总是以对“人生”的关注为出发点，这都属于它的“常”；不过，究竟什么是“人性”，又如何理解和认识我们的“人生”，就会出现很大的差别，不同历史条件、不同社会文化有差别，不同的作家也有差别，这都是文学的“变”数。文学的魅力既依赖“常”数——人性与人生是我们永远充满关怀的东西，也依赖“变”数——每一个时代、社会与个人的具体感受总是千差万别，而且只有对差别的把握才能够显示文学的新颖性。1920年代，梁实秋与鲁迅展开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论争，梁实秋竭力标举“永恒不变”的人性，以对抗鲁迅正在思考的“阶级性”，从学理上看，这是一场不可能有结果的论争，因为是文学的“常”在对抗文学的“变”，鲁迅所思考的阶级性就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性”的“变”，当然，这样的讨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究竟想通过这样的讨论走向何方。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本身决定了讨论的合理性，如果是为了完成一部《文学理论》的教科书，那么我们可以采纳梁实秋的观点；如果是为了探讨当时文学的发展和任务，梁实秋的宏论就有点大而无当了。
　　对诗歌问题的讨论也是如此。什么是诗歌的“变”?什么又是诗歌的“常”?我们似乎可以说表现灵魂深处的颤动(而不是一般的生活事态)就是诗的“常”，也可以说在艺术的形态中能够模拟我们生命内部的韵律感是诗的“常”，相应地，也可以将不同时代的一些具体的语言发展、体式的迁移称为“变”，不过这也只能是大体的概括，因为究竟什么是“灵魂深处的颤动”，什么是“生命内部的韵律”，本身也是充满变数的。总之，一切艺术的发展都有自己稳定的艺术内核，这可谓是“常”，而艺术需要不断突破某种僵化约束的努力就是“变”，艺术的发展总是在“变”与“常”之间取得动态的平衡。这里既没有完全固定的“常”，也没有无可把握的“变”，“常”需要“变”的能量在自我反省，而“变”也需要借助“常”的坚守来自我限制。
　　就像梁实秋与鲁迅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论争需要在特定背景下才能衡定其意义一样，对于中国新诗“变”与“常”的讨论也需要首先厘清是在什么前提下，为什么进行这样的辨析。
　　为什么我们需要讨论中国新诗的“变”与“常”?在我看来，恰恰因为当前的诗歌发展已经在一路狂奔的路途上越走越远，似乎只有不断的“变”，而不再有人考虑必要的“常”。一句话，“变”与“常”的正常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新诗潮”在新时期“崛起”的背后，是一代社会边缘人的抗争与奋斗——下乡知识青年、刚刚进入大学的穷学生、身居边地的文学爱好者……当年的他们就像崔健歌曲里唱的那样“一无所有”，但改革开放的时代给了他们一个奋斗的机会，他们需要在挑战中自我证明，在森严的文学圈占据一席之地。变动一一包括生活的变动与艺术观念的变动一一是他们自然的状态，然而，一代人的如此方式的“崛起”却给我们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某种似是而非的暗示：抗争、挑战，永远的进取姿态就是一代又一代“成功”的常态?
　　于是，在贵州诗人希望将艾青送进火葬场，在北岛于诗中暗讽艾青挡道之后不久，更年轻的来自文化边缘区域的重庆大学生诗派已经喊出了“Pass北岛”，中国诗歌大展炫耀了中国诗歌的空前繁盛，也揭开了无数“进化论”欲望的想象，接下来，更是层出不穷的代际人群，一浪高过一浪，似乎急速的奔跑就是自我证明的最好方式。一时间，中国新诗如同F4赛车场上的狂飙，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快得我们已经来不及看清它的身影，这个时候的诗歌研究。讨论什么传统与现代，什么中国与西方，统统都成了多余，因为，诗之为诗的“底线”几乎已经丧失，在一个学术讨论的领域，彼此谈论的对象——诗歌——指的究竟是什么都很可能不确定，更不用说还有什么电脑诗、声光诗的存在了。
　　中国新诗已经在“变”的轨道上走火人魔了，“常”的恒量几乎不再存在。所以，在今天，关于中国新诗“变”与“常”的讨论有它特殊的历史意义。
　　问题在于，我们今天可以提醒人们注意怎样的“常”呢?或者说。怎样的讨论才是有效的?当然，许多诗家在谈重新重视诗歌的格律问题，也就是说提醒大家注意诗歌的韵律性，注意诗歌和散文的区别。我觉得这是有价值的，因为在当前，从泛滥的“口语诗”到“梨花体”都已经完全突破了诗歌的这一“底线”，重提这一传统的话题无疑意义重大；不过，我也觉得，在当前，在中国新诗一路狂奔的过程中被突破的“底线”不仅仅是体式，更重要的还在诗的最基本的“形态”。
　　“形态”是艾青提出来的基本概念：“连草鞋虫都要求着有自己的形态；每种存在物都具有一种自己独立的而又完整的形态。”这里不是指一般的遣词造句和诗行的排列，而是指与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思维的展开形式，也就是说，对于一首诗而言，灵感很可能是在一瞬间出现的，但是单独的感受的“点”却不能成为诗，诗人必须努力将这些感觉和思想铺陈开来，在一种有序的叙述中加以完成。整个这样一种叙述的形态，就可以称作是诗的“形态”，中国古代诗歌、西方的十四行诗歌都有它明确的起承转合的方式，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相对固定的形态，自由体诗没有固定的方式，但却必须有自己的展开形式一一形态。新时期中国新诗不断的自我解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是诗歌，诗歌还有没有特定的形态都不重要了，怎么写都可以被称作“诗”，这实在是中国新诗的最大的危险。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