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文学创作及其成就的文化解读

　2012年10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莫言。消息传来，不但震动了中国文坛，在全国也迅速掀起了一场莫言文学热——莫言作品在书店一夜之间紧俏，莫言家乡地方政府打算扩建莫言纪念馆，山东邮政部门准备推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纪念邮戳，莫言文学作品可能会改变未来的中学语文课程，莫言旧居成为热闹的旅游景点，等等。有人甚至据此将这种现象称为莫言文化。其实，不仅文学艺术活动是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归结为是各种文化现象。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等认为：文化是各种显性的或隐性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的使用而习得或传授，构成包括人造事物在内的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我们姑且不论“莫言文化”的提法是否恰当，但文学本身就是精神文化，且莫言文学创作及其成就也是文化。从文化的视角去探究莫言文学创作的源泉与烙印、莫言文学探索的回归与超越、莫言文学作品的传播与影响，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莫言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他的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这是非常有必要且有意义的。
　　一、文化熏染：莫言文学创作的源泉与烙印
　　人类个体适应其文化并学会完成其身份与角色的行为的过程，称之为文化熏染，也叫文化濡化。[1]每个人都出生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并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他不断从周围的文化中学习，同时被文化环境改造和加工。正是经过特定的文化熏染，莫言从他的文化环境中获得他的基本文化人格和文学创作的源泉。
　　从个体的生命历程看，最初文化熏染是童年期。莫言曾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但你当了作家以后，这个童年就显得特别重要。莫言的童年，正是中国政治运动最为频繁的年代，“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波接着一波，个体命运被裹挟在宏大而扭曲的政治浪潮中，飘摇不定。现实大背景下的文化熏染，让莫言不间断地挖掘出对文学的理解和实践创作。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半有意识、半无意识的文化熏染中，莫言实现了自己的作家梦想。在莫言的成长经历中，他家庭中的长辈、学校里的老师给了他最重要的文化熏染，加上涉入社会后的文化熏染和自己的好学，为其后来的文学创作留下深深的烙印。
　　准确地说，爷爷是莫言人生的第一个老师。莫言出生的时候，他们家是个大家庭，爷爷奶奶都健在。莫言1985年前后的中短篇小说，常常喜欢用“我爷爷”这样的提法，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大风》就是讲“爷爷”的故事。在莫言的眼中，爷爷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聪明灵巧、富有远见且非常固执的农民，与《大风》中的爷爷个性相近。莫言爷爷虽是文盲，但却博闻强记，从三皇五帝至明清民国的历史变迁，改朝换代的名人轶事，他可以一桩桩一件件讲得头头是道，不少诗词戏文他能够背诵。他满肚子的神仙鬼怪故事，名人名胜的传说，更是子孙辈夏日河堤上、冬季炕头上百听不厌的精神食粮。莫言作品中绝大多数故事传说都是从爷爷那儿听来的。如《球状闪电》里举子赶考救蚂蚁，《爆炸》里狐狸炼丹，《金发婴儿》里8个泥瓦匠庙里避雨，《草鞋窨子》里两个姑娘乘凉、笤帚疙瘩成精，《红高粱》里綦翰林出殡，等等。
　　在这个大家庭中，莫言的奶奶、父亲和母亲也对莫言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莫言的奶奶则是个性格刚烈的农村妇女，胆子比爷爷还大。正是受奶奶影响，莫言笔下的女性，往往性格要强，率性洒脱，《红高粱》里的“我奶奶”就是一例。莫言的父亲管贻范，生性严厉，个子高大但沉默不语，管教孩子不怒自威。小时候的莫言没少挨父亲的教训，有一次下地干活因为肚子饿极，便拔了个萝卜吃，后来被人告状，被罚跪在毛泽东像前，后被父亲知道狠揍了一顿，母亲和姐姐都不敢去劝，只好求助隔壁的六婶去请来爷爷才算解围。《透明的红萝卜》就是根据这一经历写成的。在生活困难和混乱的1969年，14岁的莫言帮母亲卖白菜算账出错，多收了人家一毛钱。没想到，一向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说感觉到极大的耻辱，赶紧让儿子给人家还钱和赔礼道歉。后来，莫言写了散文《卖白菜》，因为这件事给他留下心灵的震撼。
　　莫言虽因各种原因只是小学肄业，但在他心目中，唯一教过他作文并启蒙他写小说的就是班主任张老师。莫言记得张老师开始重视他的时候，是三年级作文课。那时写“五一”劳动节，很多同学是记流水账式。莫言记叙“五一”运动会，不像其他同学一会儿写乒乓球场，一会儿写田径场，面面俱到，而是在前面一笔带过，重点描述他曾见过的两支篮球队怎样比赛，在篮球队中，又重点描述他所熟悉的一位体育老师和附近农场中的一个“右派”，写他们的动作、表情，写他们额头上的汗珠和奔跑时映在地上的影子，怎样和燕子的影子重叠起来。自此受到张老师的赏识，并将莫言的作文当范文让公社农业中学学生朗读。每周上两堂作文课，老师都要点评莫言的作文，还在改作文时写了不少批语。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莫言仍保留着作文本，并在《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中写到类似的细节。张老师发现莫言作文方面的才能，把很多保存的小说借给莫言看，还到莫言家去家访，对莫言父母说，要允许他看“闲书”。莫言说要感谢他在语文方面对自己的培养，如当时写一件难忘的事情，往往写出真事来，千方百计地找一件真实的事情来写，人物也都是用真人物。老师批评他说为什么非要这样写呢，你可以不写真事的，说你看看那么多小说，其实都是编的，你只要编得好就行了，作文不是让你完全写真实的事件。他实际上在启发莫言，作文要当小说写，完全可以虚构。[2]
　　离开校园的社会生活，对莫言是一把双刃剑。当年辍学后，不满12岁的他还干不了农活，只能放牛、割草，作为被集体所抛弃的一员，他感受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和自卑。但是，一个人放牛割草的日子，又让他获得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使他形成了文学创作的自我意识。莫言坦诚，自己在小说中对自然的描写，对动植物、声音和颜色的细腻感知，就源自那段时期的生活。虽然不能上学，但莫言并没有放弃读书。当年，莫言和二哥常常为了争书看而闹得不可开交，大哥留下来的书读完后，兄弟俩就去借村里人的书，本村的读完就去外村借阅。断断续续几年下来，莫言已经熟读了《聊斋志异》、《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古典小说和《林海雪原》等现代小说，实在没书读的日子就读《新华字典》。这种自由散漫、天马行空般的阅读和思考，反而奠定了其日后写作的基调。[3]同时，从小在家乡留下的农村生活体验让他铭记于心，在后来的小说创作过程中将地方小戏、方言俗语和民风民俗自然而然地融入故事，为作品增光添彩。 从军营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届文学系学习，相对于以前的文化熏染，此时莫言文学创作的个人意识选择性开始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为他真正步入文坛铺平了道路。而给予莫言极大帮助并改变他命运的人正是系主任徐怀中。徐怀中曾在昆明军区工作，在军队作家中有威望，是一个文学修养极高的长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写过《我们播种爱情》，80年代的《西线轶事》又影响深远。当时文学系一共只有35个名额，从各大军区优秀创作人才中精选。莫言本已错过报名时间，就因为徐怀中从他提交的两篇小说中看到了潜力，才让其补报考上。而《透明的红萝卜》写成后，正因为徐怀中的深爱，为他将原来的标题《金色的红萝卜》改为《透明的红萝卜》，并将这篇小说推荐给了《中国作家》发表，成为莫言的成名作，并迅速获得一批有识之士的正面评价。而在此之前，军旅文学本是以《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这样的作品为基石的。莫言的出现，具有强烈的颠覆性。《透明的红萝卜》中隐含的那种冷酷，在当时的军队创作中，如果不是徐怀中力挺，是根本无法被弘扬的。莫言因此一直尊称他为“恩师”[4]。正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外聘了很多校外老师讲课，像作家里的王蒙、林斤澜、汪曾祺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专家，意大利、拉美文学的翻译家，还有一些社会上的学者，这种八面来风、密集狂炸式的知识传授，对迅速改变他们头脑里固有的文学观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