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剧历史起源问题初探

     中图分类号：I236.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8-0009-02
　　一
　　湖南地区的戏曲历史十分久远，湖湘文化更是在悠久的戏曲舞台上久演不衰。刘禹锡在其《竹枝词并引》一文中写到“昔屈原居湘、沅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文天祥《衡州上元记》中记载宋咸淳十年（1274）“岁正月十五，州民为百戏之舞”为至今所见衡阳戏剧活动的最早记录。元至正十五年，夏庭芝作《青楼集》，其间写道了张玉梅、马素卿、刘婆惜、帘前秀等曲艺人在湖湘之地的演出盛况。“张玉梅，刘子安之母也。刘之妻，曰蛮婆儿，皆擅美当时。其女关关，谓之小婆儿，七八岁已得名湖湘间。”至于其后的明清之际，本就是戏曲文化等民间艺术的繁荣时期，其文史记载颇多，且前人研究已颇为深刻，笔者于此文中便不再赘述。由此可见，在有文字可考的记述中，湖南地区的戏曲文明自应追溯到屈原时代，这应当是毋庸置疑的。
　　有学者认为这些元代杂剧演员在湖南地区演出的同时其《单刀会》等剧本对后世的湘剧同名剧本产生了直接继承关系，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存疑。以著名剧目《单刀会》为例：一者，元曲《单刀会》由关汉卿作于元代，且自元起至以后的数百年间，随历经明清朝代更迭，但这一剧本一直在戏曲舞台上久唱不衰。换言之如今大多戏曲中的《单刀会》等剧目曲牌均与元杂剧有继承关系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在此之前，未有文字提及过这些剧目。二者，至于湘剧部分剧目与元杂剧有直接师承关系的说法却着实应当存疑。如果仅仅比较曲牌名、内容、唱词，则根本不足以证实继承关系的直接性，因为大多拥有《单刀会》这一剧目的剧种都大同小异。湘剧的《单刀会》等剧目未必就不是通过学习融合其他剧种间接继承过来的。
　　声腔是一个剧种独特性的最大体现，同时也是一个剧种区别于其他剧种的主要标志。故而对于一个剧种的研究首先应当从其声腔着手。湘剧是湖南地区影响最为广泛的剧种，是湖南戏曲的代表性剧种。以长沙、湘潭两地为中心，湘剧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高腔、低牌子、昆腔、乱弹等多种声腔，高腔是湘剧最早成型的声腔毋庸置疑。而湘剧的主要剧目以高腔和乱弹为主，所以对于湘剧历史的起源探索不妨从其主要的高腔和乱弹追本溯源。
　　二
　　弋阳腔是南戏的主要声腔，是南戏流入江西之后结合当地方言小调，在以弋阳为中心的范围内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南戏始于宋光宗朝（1190～1195），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高腔是湘剧四大腔调里最先出现的，也正因此历来学者都将湘剧的历史追溯到高腔在湖南地区的形成时期。湘剧的高腔正是弋阳腔在湖南地区的传播过程中“错用乡语”、“只沿土俗”而逐渐形成的。对于这个说法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在此不再赘述，但谈到弋阳腔传入湖南的时间问题上，近年来学界多有争论。
　　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丘濬在其《江右民迁荆湖议》一书中讲到“江右之地，田少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既然江西人因战乱灾荒等缘故“大半侨寓于荆湖”，那么在江西地区盛行的戏曲腔调随着流民的逃亡迁徙而进行传播就是必然的。史书中明确的的记载弋阳腔在湖南地区流传的最早文字资料见于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书中讲到“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而《南词叙录》的最初版本刊刻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换言之，弋阳腔在嘉靖三十八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结合前文提到的丘濬之言，则弋阳腔在湖南地区的传播应是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并在其后的几百年间借用湘楚方言演化为湘剧的高腔。而湘剧的起步，也正是由高腔的发展开始的。
　　明朝魏良辅的《南词引正》中提到过“自徽州、江西、福建，俱作弋阳腔。永乐间，云、贵二省俱作之，会唱者颇入耳。”有学者认为弋阳腔在由江右地区传入云、贵之地必然要经过湖南，在这个过程中弋阳腔的影响力定会在在湖南有所展现。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尚有欠妥之处。首先，并没有明确的文字说明湖南地区在此时已“作弋阳腔”；其次，由江右地区到云贵的传播未必就一定经过湖南，只能说其传播的最短路线应当经过湖南；再次，假使当时弋阳腔真的在湖南广为传播了，那么魏良辅为什么在文字记载中唯独只提到云贵而恰恰跳过了“必经”的湖南？常德老郎庙藏古太平缸，有“大明永乐二年华胜班”字样，毁于民国八年（1919）。而华胜班是当时常德地区的高腔三大名班（华胜、华升、华庆）之首。按常理这足以说明永乐二年（1404）之前高腔已经在湖南流行，由此推之则弋阳腔更在之前。但是，据清朝同治年间编修的《武陵县志》记载，乾隆末年常德府九班集资建老郎庙。这就出现了两个疑点：其一，古太平缸修铸时间的真实性存疑，因为自永乐二年至乾隆末年前后相距300多年，这期间湖南地区历经战乱况且还有朝代更迭，如此大缸能否完整的保存是个问题。其二，假使其能够保存留世，那么在此之前的浩如烟海的古籍为何对这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传世之物只字不提？因此，我觉得关于弋阳腔传入湖南时间的第二种说法尚且存疑，有待进一步考证。
　　最后一种学界的观点认为《南词叙录》所记述的的四大声腔流播地区是清初何焯伪造的，并由此推断出明代弋阳腔根本就没有流播到湖南的结论[4]。私以为这种结论是错误的。首先，《南词叙录》中曾提到“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南词叙录》刊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也就是说弋阳腔的流传在嘉靖三十八年左右。汤显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讲到“江以西弋阳，其节以鼓，其调喧。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阳。”“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的理解应当结合元末明初的江西地区社会环境来进行分析。元末明初，江西等地战乱频出，灾荒连年，百姓流离。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袁州爆发响应“白莲教”起义。至正十二年（1352），“白莲教”组织的“红巾军”在饶州一带，展开反元战。“白莲教”的起义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江右最先被兵，列郡瓦解。”以至于“保其乡，复其盛，昌其后者，江乡甚不多见。”明代，“弋地兵燹频仍，官和庐舍荡为榛莽。”正德间“江西、广东、湖广之交，千余里皆乱。”等等。诸如此类描述，史籍中所涉甚广，笔者在此不再赘述。总之，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弋阳百姓流亡者甚多，那么随之弋阳地区由于缺乏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弋阳之调”也就顺理成章。但这里的“绝”，仅仅指弋阳腔在弋阳地区的短时间的式微，而恰恰反证了弋阳腔在此时的外传。这种说法本就与《南词叙录》相互佐证，不谋而合，恰恰证明了弋阳腔在嘉靖年间广为传播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再者，近来学者在《猥谈成于陆延枝，及南词叙录成于何焯考辨》等文中考辩《南词叙录》的真伪。且不论其书真伪，关于《南词叙录》最早成书于嘉靖年间的论断是大家公认的，何焯对此书进行过整理批注也是不争事实，争论在于何焯有无对书中内容进行改动。而对于这一点却没有实实在在的考据，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想象与推断，由此得出的结论未免武断，故而此种说法也尚存诸多疑点，不能作为定论。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