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艺术史研究模式看丹托“艺术终结”的悖论(4)

　　笔者认为，艺术的发展随着历史的方向跨过了传统艺术理论模式所设置的历史界线，终止了理论模式规定的叙事结构而导致艺术的终结。笔者的论点是：艺术史的理论模式所规定的艺术史边界是不能涵盖整个艺术活动的。为了寻求哲学自律性的保护，丹托将艺术史分为前历史与后历史。试图在历史延续问题上纠正传统理论模式的缺陷以扩大历史的边界。然而这正是丹托的悖论所在：艺术正在书写不可书写的后历史。
　　用什么方法研究艺术史反映了艺术史家的艺术判断标准，不同的评断标准导致他们在把握艺术史时使用不同的理论模式。从这些模式中，艺术史家始终在追寻着艺术的本质和写作标准。
　　
　　一、西方艺术史研究的三种模式
　　
　　(一)生物学模式
　　根据文艺复兴时期各阶段的艺术在恢复古典艺术这一点上所达到的不同程度，瓦萨里将艺术史描述为诞生、成熟、衰老和死亡这几个接近生物学意义的循环演变过程。温克尔曼将古典艺术表现出的宁静、节制、有内涵的理性作为最高的准则，采用了与瓦萨里相似的生物学周期的方法来阐述古代艺术史。
　　在这个模式中有两个评判艺术风格的标准：第一，确立“古典艺术”作为评判准则。这对生物学模式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对它的符合或偏离使艺术史的发展呈现出生长或衰落的迹象。也使瓦萨里对艺术风格的理解呈现出连续性。为了指出“现代艺术”已经恢复了古代的自然主义和理想美，他提出了“再生”的观念。这一观念不仅是《名人传》的主题，而且构成了其历史观念和艺术判断标准的基石。瓦萨里认为伴随着对自然和古典艺术模仿地不断深入，艺术“再生”过程经历了婴儿期、青春期和壮年期三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婴儿期和青春期是对自然之美和古典艺术之美的逐步复苏，是艺术对理性准则的不断接近，到了壮年期的艺术不仅表现为与古典准则的完全符合，而且更是一种超越。第二，“模仿自然”的评判准则。文艺复兴三杰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对自然进行超越：莱奥纳多模仿普遍的自然；拉斐尔挑选众多事物最优美部分进行模仿；而米开朗基罗是在逼真模仿自然的基础上表现情感，彰显艺术个性。温克尔曼则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理解自然模仿观，他认为虽然远古风格的艺术品是从自然的法则直接汲取美的因素的，但是孕育着合理、正确的因素，它并不只是把自然作为模仿的对象，而是远离自然注入理性，使希腊艺术开始具有理想的性格。
　　由此可以看出，瓦萨里和温克尔曼都以此评判准则为依据对各时期的艺术形态进行分析。尽管两人阐释了不同时期的艺术史，而且评判准则也不尽相同，但他俩都选用了生物学模式，使艺术史的发展呈现出类似于生命生长的曲线。瓦萨里和温克尔曼分别在《名人传》和《古代艺术史》中对文艺复兴和古代艺术史分为四个阶段来论述，这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于生物的出生、生长、成熟和衰落四个时期。
　　贡布里希从瓦萨里的《名人传》中读出了一种“艺术进步观”，即艺术从简陋的草创走向完美的发展过程，这种完美先是存在于古典时代，接着又在文艺复兴经过了“好”、“较好”和“最好”三个阶段，到米开朗基罗达到了艺术的顶峰。贡布里希认为，瓦萨里的这种认识来自于古代作家们所描绘的有关艺术历史的发展图式，比如西塞罗和昆体良曾经把演说术的兴起与雕刻从僵硬到完美的发展加以比较，而温克尔曼无论是在批评古典艺术的修辞规范上还是在艺术进步的观念上都继承了这种传统。贝尔廷延续了贡布里希的看法，他把瓦萨里作为艺术史学的起点，认为瓦萨里的《名人传》建立了一种以古典主义观念为其价值的观念，从而规范了艺术史叙述的结构。
　　生物学模式的艺术本质观是以摹仿、再现自然的和谐程度作为审美标准，以此区分艺术品与非艺术品的界限。因此，在第一个时期艺术显然具有许多不完美之处。第二时期，艺术追求的主要目标除了优美以外，便是崇高。经过了理性的加工和改造，消除了粗糙和笨拙，显示出崇高的朴素和统一。第三时期的艺术没有停留在模仿自然上。艺术家在内在观念和表现技能上具备了达到理性准则的能力，作品中获得了无法测量的优雅。如柏拉图所说，“最崇高的不具有形象，只能和智者周旋，对俗人来说是格格不入和不受欢迎的”。第四时期的艺术达到无以启迪的顶峰。实现了理想美的艺术形态，希腊艺术就是一切艺术的标准，美的化身，没有继续发展的可能了。此时美的理想已经枯竭，艺术家已经失去了创造活力和独立的艺术风格，于是，艺术终结在一味模仿和折衷混合中，历史的界限标注在古希腊的全盛时代。
　　
　　(二)进化论模式
　　黑格尔以“绝对精神”这个概念作为艺术史研究的起点，探讨不断前进的艺术的总体发展趋势，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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