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和庄子生死观的融通(4)

　　庄子也希望人能达到永恒的境界，但与孔子不同的是，庄子不赞成通过生前的名声来获得生命的意义，相反，他十分反对名声。在庄子看来，“彼且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7]169，“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恶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7]120。名利和知识是世人相互倾轧的工具，是带来祸害的根源，是不可能让人的生命得到永恒的。他说关龙逢、比干两人之所以被杀害，原因就是“其君因其修以挤之，是好名者也”。[7]120
　　由于庄子反对以名声来让生命的意义获得永恒，故他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主张用超越生死的办法来让生命的意义得以永恒，而超越生死的方式就是以道齐生死，把生死消融在道之中。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庄子对生死问题的探讨，建立在其核心思想——道论的基础之上。”[8]因为庄子认为，从人的层面和物的层面解答生死问题，仍然不过是“藏舟于壑，藏山于泽”[7]196，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只有从道的层面，把生死问题放在“道”的大背景下，才是“藏天下于天下”[7]196，方可从根本上解决。[9]42因此，庄子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属处都是从超脱生死而来的，“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7]202。庄子认为，人由“道”生，最终又回归于“道”，生与死不过是“道”在人身上的体现。既然生与死都是“道”的体现，那我们就不应该执著于生死，应该摆脱生与死的束缚，达到更高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7]186的真人境界。这种境界的人，就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7]18；这种境界的人，能超越生死，达到与道同体，能进入那种清澄浩渺、虚寂无涯、超越一切的境界之中，在那里可以尽性遨游，任意驰骋，无拘无束，无牵无挂，自在逍遥[20]；这种境界的人，能将有限的生命与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道结合在一起，能让人的生命在道的层面上跨越生与死的鸿沟，能像道一样具有永恒性。[19]42
　　孔、庄虽然看待生命意义的方式不一样，但目的都是追求永恒。孔子希望通过名声让人得以永恒。孔子认为，获得名声的方式就是叔孙豹的“三不朽”，由于立功一事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所以孔子更强调道德。庄子是从道的层面来观照生死的，因为“从道的层面来看待生死，就会发现，那通过聚散来控制人之生死的气，其实只是道的一种象征物”。“人的生死的终极根源乃在于气之前的‘芒芴之间’——道。”[19]41这样，庄子就得出“人之生出于道，而死亦归于道”的结论，从而使人超越生死，获得永恒。因此，追求生命永恒是二者的共同目标。
　　五、小 结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孔、庄二人尽管在生死观上有分歧，但是在追求生命的本质和意义上又是相通的。二人生死观有分歧，是因为二人对同一问题作哲学的反思时，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有相通处，是因为儒、道两家本身就有融通之处，正如学者张连良指出，“儒家偏重于实践理性的反思，道家偏重于理论理性的反思。但我们知道，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是人的理性整体实在性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理论理性是实践理性的基础、前提；实践理性则是理论理性的实在内容。所以，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始终是一个实践理性以理论理性为基础，实践理性统摄、包含理论理性的关系。人类理性自身所固有的这种规律性便规定了儒道融合的基本路数”[21]。他对人类自身理性反思所作的论述，依笔者看来，其所言理性也就是“人能弘道”的精神，这也就是孔子和庄子在生死观讨论中所共同遵从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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