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留学生与中日文化交流

        一、赴日留学的萌芽
　　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清政府开始意识到与邻国日本国力的差距。一直追随在文化大国中国身后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通过向西方学习，一举迈入世界强国之列。变身为强国的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较近，生活费用与西方国家相比“性价比”也较高，并且语言上的障碍也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较少。所以，甲午战争之后，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迅速增加。在当时国人的眼中，成功将西方文化移植于自身文化中的日本已经成为西方强国的一份子，向日本学习就等于向西方学习。这时，促进日本留学发展的代表人物有维新派的康有为和洋务派的张之洞。
　　虽然，康有为和张之洞在当时分属敌对势力，但是在以实现中国的富强为纲领的两方各自的近代化目标当中，派遣学生去日本留学这一举措是达成这个共同目标的共通手段。康有为一方主张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中国变法的榜样，所以强烈建议派遣学生去日本学习。张之洞也对于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在《劝学编》的<游学>这一篇中就可窥知二三。不仅如此，他还通过翻译日本书籍和学习日语等，向政治见解和立场不同的官僚以及有识之士极力进行游说。由此，在百日维新中，政治立场对立的维新派和洋务派，在通过国力较强的邻国日本学习新式的西方文明来谋求近代化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二、最初的日本留学
　　中国正式考虑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始于1896年。最初清政府通过一位叫做祐庚的公使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流协商，把共13人的留学生交付给了日本高等师范院校的校长嘉纳治五郎。嘉纳治五郎为了培育这13位中国留学生专门创立了新的学校并取名为“亦乐学院”。后又改名为“宏文学院”。在第一批这13名留学生中，除了因为疾病不得不终止学习而回国的人之外，其余6人都得到了优良的成绩，顺利完成了原定3年的学习计划。
　　1898年，中国政府命令各省选拔留学生派往日本。但是，对于无差别选拔出来的留学生来说，语言是最大的一道障碍。虽说中日两国都是以共同的汉字文化为基础，但实际上赴日的留学生对于日语的听说读写一窍不通。这时为顺应留学趋势，一位名为高楠顺次郎的学者在同年6月份，创设了日华学堂。在这里设置了专门给中国留学生教授日语听说读写的课程以及其他基础学科，学习期限为一年。修满课时的学生可以推荐其进入各个帝国大学或者其他专业院校。在这之后，专门培养中国留学生的预备学校急速增长。中国留学生的派遣以及日本方面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态势也逐步走上正轨。
　　三、留日的有识之士们
　　在日本留学生中，忧虑祖国前途的革命志士辈出，其中，很多已经自成一家，为中华之崛起而奔走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们也经常往来于日本。可以说，当时的日本一时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根据地。1989年，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等的维新派领导人们，不得已渡海隐居于日本。二十世纪初，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遭受清政府的通缉，逃亡到日本。他们一方是君主立宪派，一方是革命派，但都以异国作为活动据点，各自为营、举起了革命的旗帜。最终，乘着留日运动之势，赴日的有志青年渐渐在其周围集中起来，新思想和新学说也从这里开始传播开来。后来，活跃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也大多是留日学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一）鲁迅
　　众所周知，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但他同时也是现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他的译作将很多日本文学作品介绍到了中国。除了日本的名作家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在五四运动时期，他还着眼于注重“自我”的白桦派，翻译了“白桦派”代表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和有岛武郎的多篇小说及评论。同时，日本人也非常爱戴给予中日文化交流极大贡献的鲁迅。1922年，日本杂志的《北京周报》中，刊登了鲁迅的《孔乙己》。第二年，又刊登了日语版的《兔与猫》。1935年，由佐藤春夫和增田涉共同翻译的《鲁迅选集》由岩波书店出版。1936年10月，改造社通过内山书店，嘱托矛盾和许广平在东京和上海两地编录了《鲁迅全集》，合计7卷，在1937年由改造社刊行。
　　（二）郭沫若
　　郭沫若和鲁迅一样，也是可以在中日交流史上留名的一人。郭沫若于1914年开始，前后三次赴日，在日本总共度过了了20年的留学和研究生活。他于1914赴日留学，1918年进入九州大学医学部。但是，毕业之后他并没有从事医学的的相关工作，而是和鲁迅一样转向了文学之路。之后，他又作为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活跃于各个领域。
　　郭沫若在留日时，接触到了德国歌德的诗、英国莎士比亚的剧作、荷兰斯宾诺沙的泛神论哲学。另外，他通过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作品，知道了美国的沃尔特·惠特曼，其革新精神给予了郭沫若极大的刺激。后来，他以诗集《女神》，在中国现代文学界最早扬起了浪漫主义的旗帜，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可以说这和他在日本，收到惠特曼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参考文献：
　　[1]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十年》、东海大学出版社、1977年9月。
　　[2]王建民《中日文化交流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