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的组织模式变革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5）01-0030-07
　　近代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组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就是工业文明的一项重大成就。在某种意义上，工业社会是一个充分实现了组织化的社会，不仅社会化的大生产是建立在组织的基础上，而且广泛的市场活动、政治活动和社会治理活动，都是依据组织开展的。可以说，人们一切目标的达成，都几乎需要通过组织的途径，更不用说人的一切社会生活都是借助于组织展开的。无论是政治的领域还是经济的领域，组织无所不在。离开了组织，人的任何一项活动都无法开展，人的任何目标都无法实现。即便是个人生活，也需要借助于组织去获得生活资料，通过组织去诠释生活的基本内容，表现出对组织的高度依赖。但在近代社会组织化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所有组织都是一种协作系统，是以官僚制组织形式出现的。尽管组织有着多样的表现形式，但作为协作系统的性质基本上是一致的，组织间的差别仅仅体现在协作的科学化、技术化程度上，或者说，不同的组织仅仅在形式合理性的程度上存在着差别，在差异巨大的具体的组织背后，都隐藏着官僚制组织模型。
　　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作为协作系统的组织遇到了“协作失灵”的问题，这意味着人类赖以开展社会活动的组织正在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压力。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是与特定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要么面临着消失的命运，要么在形式上和性质上通过一场根本性的变革而获得新生。组织亦如此。作为协作系统的组织是与工业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组织形式需要被提升或改造成合作系统——合作制组织。
　　一、全球化对集体行动的新要求
　　 在宏观视野中，当民族国家主权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后，尽管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依然会成为专业的政治活动家们用以支持自己活动的资源，普通民众却开始把利益的增减作为其关注的重心了。比如，当巴黎的零售业出现萎缩迹象时，迎来了中国的购物团，有些人因此而欣喜若狂。然而，也有这样一种可能：随着中国购物人数的增长，作为这一地区市民必需品的奶粉变得货源紧张，从而对当地的消费者形成了压力，引发了某种紧张。这些问题看似与主权扯不上边，但都是因为主权的淡化而引发的新现象。换言之，民族国家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是因为维护主权的需要而采取了封闭的措施。然而，当人们的关注重心从主权转向了经济利益，就会主动地开门迎客，希望更多的客人带来经济利益的增长。当然，在经济利益的增长中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却没有理由因为这些负面的影响而关门歇业，重新把客人拒之门外。更不应当把此类事情提升到主权的争论和思考中去，而要围绕着利益的得失去谋求对策。所以，全球化中不断增长的人的流动，所造成的实质性的影响就是对国家主权的消解。一个事实已经呈现出来：“伴随着经济、军事和文化自我管理很快变成了过去的事情，并日益成为想象或空洞的假说，国家倾向于退化为一个扩大的和受尊敬的警察管区。它被期望执行的功能就是维持当地的法律和秩序，并因此防止这片土地变成流动资本的‘禁区’。”[1]（p.63）如果购买奶粉是法律所允许的，警察也就没有权力去控制，政府更不应当因为此事而大惊小怪。对于政府而言，当市场中一时出现了某种物品的匮乏或货源紧缺，这是一个需要通过市场手段去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滥用权力的理由。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集体行动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不仅组织框架而且规范集体行动的因素，都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看到，不仅在农业社会而且在工业社会，惯例亦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惯例构成了一种支配模式，“这种支配模式为寻找系统矛盾的个体解决方案创造了条件
　　”[1]（p.53），因而使社会治理的成本得到了节约。或者说，社会治理活动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惯例而不是破坏惯例的话，可以花较小的力气而达成较优的治理效果。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情况现在突然改变了，进而挑战了合理预测的各种力量，因为情况的变化并没有遵循稳定的逻辑或清晰的模式。由一个个非预期的片断组成的经历削弱了‘人们把他们的角色转换成连贯的故事的能力’。”[1]（p.53）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一切都变得断断续续，以至于人的行为不得不随时做出调整，即表现为间断式的随机行为。惯例失灵了，甚至没有惯例可以遵循了，每一项行为的发生，所面对的都是新环境，以至于必须做出新的判断和在新的起点上做出行为选择。也就是说，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必须做出每前进一步都是新的开端的准备，过去取得的成功和业绩，并不是新的行动的“本钱”。每一个人都没有什么“老本”可吃。我们也可以将此命名为“零点行动”，以便于我们在“零点行动”所指示的某种意义上确立起新的行动理念。
　　20世纪后期，在社会的组织化已经变得非常充分的时候，在一切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都需要通过组织进行的时候，组织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诚如鲍曼所指出的，“全球化把速度提高到极限，把距离甚至缩短为行动计算可忽视的因素，因此，它不可能是昔日的地域扩张”

        　[1]（p.13）。在今天的世界中，“速度不再是手段，而是环境……速度是一种融入世界的永恒的物质，而正是在这样的世界中，越来越多的行动被作出，并在这种进程中获得了只有这种物质才能使之成为可能（和不可避免）的特性……由接近域限速度的行动带来的最根本的变化，与其说是突然的到达出现，不如说是迅速的消失（甚至是行动者在行动舞台上的缺失。行动者的在场不存在了，出现与消失融为一体）。新的速度不仅使行动成为临时的，实际上是不可阻止的，而且也使行动在本质上是不受惩罚的。行动的不受惩罚性表明，它的对象在本质上是极其容易受到攻击的” [1]（p.13）。鲍曼在这里描述的是基于美国“9·11事件”经验的思考，实际上所要表达的是，发生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恐怖袭击不同于传统上的任何一种暴力攻击，虽然人们能够证明这类暴力事件是可以防止的，罪犯能够得到其应得的惩罚，但那只是在具体的某一件事上能够得到证明的，至多也只是在某个时期能够得到证明的。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