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的组织模式变革(2)

　　 实际情况则是在旧的民族国家框架下，预防或阻止此类事件的成本投入之巨大，有可能让一个社会无法承担。当然，在既有的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心国（如美国）可以将“反恐”的巨大成本转移给那些依附于它的边缘国，但是，随着中心—边缘结构的松动，随着依附性的减弱，这种成本转移的做法变得困难起来，而且会呈现出越来越困难的趋势。即便是为了“反恐”这一共同目的结成国家联盟，运行起来也会显得没有效率，根本无法应付那种忽而出现转瞬又消失的恐怖袭击。所以，面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所有新问题，传统的解决问题思路已经不可行了。因为，诸如恐怖袭击等有害于社会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成员发起的。虽然它在表现上会拥有组织者和领导者，但这种组织者和领导者不具有传统的领袖特征，而是临时性的。即使消灭了组织者和领导者，而对那个组织即行动体来说，似乎也没有多大影响，反而会使更多的人去努力修炼出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能力。更为恐怖的是，似乎随时随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都可能突然实施恐怖袭击。这些新问题所具有的新特征都表明，行动者心中的不满和怨恨是引发反社会、反人类行动的根源，只有从根本上消除了这一根源，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出路。现实情况是，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在一国内部的社会治理过程中，都存在着广泛的制造不满和怨恨的根源，然后等待着不满和怨恨发泄到无辜者身上。
　　 这种情况需要优先考虑的依然是如何把人们组织起来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一个如何把人们组织起来的问题。在组织意识很弱的条件下，地域隔离使弱组织状态中的社会依然可以获得社会秩序。随着地域范围的扩大化，组织化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强;由于社会的分化，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也提出了不尽相同的组织要求，从而使组织模式多样化。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脱域化”是一条基本线索，全球化甚至会给人以民族国家边界消失的想象。这样一来，地理上无主权边界的世界也许就是人类的未来，它对如何组织人们开展社会生活的问题也会表现出更强烈的关注。纵观人类历史，虽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描绘出不同的进化图谱，如文化的演进、科技的进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治理的文明化、民主对集权的替代、理性的持续增强……然而，所有这些方面，如果离开了社会的组织化，都是不可思议的，组织才是人类进步的奥秘所在。当我们把视线放在组织的问题上，立即就发现，官僚制组织代表了工业文明。事实上，工业文明也可以被认为是由官僚制组织所创造的。而合作制组织将是后工业文明的标志，我们关于合作制组织的构想以及实践建构，也就是建构后工业社会的行动。在我们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征程中，
　　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面对全球风险社会，面对危机事件频发，需要首先解决的是如何把人们组织起来开展共同行动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谋求一种不同于官僚制组织的新型组织形式——合作组织。这说明，我们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重心放置在对合作制组织的建构上来，即通过合作制组织的建构去解决我们当前所遇到的几乎所有问题，通过合作制组织的建构去寻求破解困扰我们的那些症结，并把人类顺利地引进后工业社会。比如，在反恐的问题上，官僚制组织的僵化，行动上的蠢笨，决定了它无法承担所应承担的任务，我们不可能运用官僚制组织去收获我们所期望的解决问题的效果。相反，在关于合作制组织建构的构想中，则可以发现解决当前重大的、急迫的社会问题的出路。
　　二、官僚制组织面临着挑战
　　 法默尔认为，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下，“新的情境已经出现，公共行政领域也处在其中。组织理论和经济学的某些发展暗示了在理解非层级的和消解官僚化的安排方面的问题。作为不受控制的艺术的批判的深刻意义则是另一个例子”[2]（p.303）。工业社会商品征服了世界，破坏了一切不能实现商品化的因素得以存在的基础。然而，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打破了一切领域的限制，呈现出一场非领域化的运动。这种非领域化意味着：“围墙已成为过去;商品已成为过去。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官僚制也已成为过去。在文本的世界中，有的只是多样化的书写，但思维方式是根茎的、非线性的和游牧式的。这是非地域化的世界。我们没有一个专属公共行政理论的独特语言。”[2]（p.300）法默尔认为：“后现代主义思考对象的结构变化将推进非地域化的过程。我们必须对地域化手法的局限有所认识。后现代主义的交叉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力图恢复已失去的知识统一性的企图受到了误解。然而，随着人为的学术边界时代的完结，后现代性也鼓吹学科自足性的终结。公共行政的结构随着学科与分支专业之间的围墙的倒塌而倒塌。”  [2]（p.302）其实，不仅学科的围墙倒塌了，行动的边界也被踏平了或者说正被踏平。不仅公共行政必须接纳正在迅速生成的广泛的社会治理力量的介入，而且整个社会的领域边界都正在消融，领域融合的时代呼之欲出。
　　在现代化取得了长足进展的时代，韦伯从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中概括出了官僚制。那时，尽管文官制度已经建立，但官僚制还只是作为一种理论存

      在的，是对现实中多样化组织的一种共同特征的抽象。随着官僚制理论的传播和得到专家们的接受，对现实中的组织进化产生了影响，或者说组织的自然进化开始受到了官僚制理论的强力干预。因而，呈现出同形化的趋势，经过几十年的时间，组织的同形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所以，对于20世纪的组织发展而言，官僚制理论构成了一种先验模式，使组织将获得这一模式的理想特性作为变革的目标。在每一个组织都走向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则实现了更高程度的同形化。就此而言，官僚制理论也可以看作是造成组织同形化的原因之一。然而，在今天，官僚制组织正面临着挑战，
　　当前，“解构官僚制的第一个候选对象就是把好的公共行政理论等同于客观性这一‘宏大’叙事;根据这一叙事，理论越是优秀，客观性就越
　　大” [2]（p.254）。 “解构官僚制的第二个候选对象，要记住，就是这样一个叙事：效率是公共行政实践可行的目标。现在我们的讨论目标就是要说明如何运用这一解构策略，而不是让这一策略自行其是。这也意味着类似的概念，如效率，将被纳入类似的解构分析。” [2]（p.259）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