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的组织模式变革(3)

　　20世纪，所谓“后官僚制”的时代断断续续地被人们反复提及，但由于工业社会的各个领域都需要通过官僚制组织去实施管理，一直缺乏寻求替代性组织形式的认真探讨。只是到了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长到令官僚制失灵的地步，寻求替代性组织形式的追求才成为一项严肃的任务。即便如此，由于工业社会管理行为的惯性，这项严肃的工作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比如，面对危机事件频发的局面，面对信息技术迅速成长和广泛应用的现实，人们并没有在组织的结构性变革方面去进行负责任的探讨，反而是在官僚制组织框架下去谋求所谓的应急预案，甚至把信息技术作为强化官僚制组织结构的手段。对于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而言，这些做法都是非常消极的。在这个运行速度迅速加快的社会，在这个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需要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组织来集结人们的共同行动。合作制组织的构想就是因应这种要求而提出的。当然，就官僚制组织而言，它也是出于解决复杂问题的需要而出现的。但官僚制组织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所遵循的是一种“化简原则”，所采用的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方式。在社会处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这样做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而当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之后，官僚制组织的这些已经成为惯性的做法则使其表现出了功能缺失的状况。
　　从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的一些论述中可以看到构想一种新型组织的追求。他们说，“诸种新的组织得以被建构，对合作与冲突进行规制的新系统能够形成，甚至新的市场也能够建立起来”[3]（p.13）。这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需要扬弃官僚制组织的时代。即便是那些深受官僚制影响的学者 ，也试图寻求打破官僚制语境的出路，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地理解我们时代的需求的话，就不能不在对新型组织的构想中去想象人类集体行动摆脱当下困境的出路，而合作制组织恰恰是唯一的选项。在这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中，“人们可以指望通过满足一切目的的抑或非常具有弹性的组织，来灵活机动地行事，而且，毋庸置疑，在此方向上会取得极大的进展”[3]（p.13）。尽管存在着很多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深切地体察到了现实的要求，就不会躺在前人的理论成就之上贪享片刻安逸，而是需要去积极地开展行动，创造性地构想新型组织，并努力付诸实施。总之，“当现存的结构安排的权变特征，亦即人为的特征，变得越来越显著，而且由此越来越难于对其加以合法化时，我们的智能工具——而且首要的是，占统治地位的那种从结果到手段的推论模式——变得越来越不适用于用来解决我们诸种难题” [3]（p.13）。这就迫使我们必须从刷新我们的观念开始，去清除一切妨碍我们展开创造性思维的因素，进而致力于合作制组织的建构。
　　 组织是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毋宁说组织就是为提高生产率的目的而生的。但“生产”概念在内涵上的扩大以及性质上的变化都使组织方式不能再仅仅满足于提高“生产率”的要求。因此，一些组织类型被淘汰或被挤压到了边缘。就官僚制组织而言，无疑最适宜于工业社会“大生产”的要求，而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又逐渐地使它显得不适应了。特别是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使投入于直接生产的人力大大减少，组织的任务更多地集中在如何调动和配置直接投入生产的人力和物力方面，即通过协调人力和物力而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其中，首先是组织自身的协调。正是这种组织自身协调的要求，又提出了突破官僚制组织框架的要求，并以合作制组织取而代之。由此可见，合作制组织的出现是根源于组织自身协调的追求。也正是这一点，为我们指出了合作制组织建设的又一基本方向，那就是对组织信息沟通的重视。
　　三、探讨合作制组织的生成
　　当工业社会充分实现了组织化后，官僚制组织就成了形式多样的组织的基本原型，组织管理模式与民主社会及其文化的离异倾向也愈益显现了出来，整个社会在实质的意义上产生了分裂。一方面是民主政治不断受到新理论和新观点的修缮;另一方面则是从属于合理性追求的一种不断刷新效率的组织管理模式一再地得到发明。这两个方面尽管在社会的总体运行意义上被捆绑在一起，而它们之间的那种根源于内在逻辑的冲突，却不时地以各种难以臆测的形式暴露出来，并生产出让人们难以承受的恶果。工业社会的这种内在冲突总是以周期性社会功能障碍的形式出现，特别是经常性地以牺牲社会公平和正义为代价，随着工业社会走到其发展顶峰，这种内在的冲突在每一次反射到表象的层面时，都显得尤为剧烈。
　　所以，最为根本的社会改造方案应当是从解决工业社会的民主政治和文化与组织管理模式间的这种结构性冲突入手，应当使民主融入组织的管理中，也使组织管理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最为基本的和更为主要的内容。这种政治与组织管理的融合形态必然是一种全新的形态，在社会的意义上，它是合作的社会;在组织的意义上，它是一种扬弃和超越了官僚制组织的合作制组织。

       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官僚制组织确实表现出了一种令人赞叹的优势：“同样一个行动逻辑，却能适用于许许多多复杂多变的境遇，并在不同决策中体现出来。”[3]（p.65）这是因为，深深地蕴藏于组织之中的设计理念是成功的，那就是“以不变应万变”。虽然我们在对组织进行解剖时所看到的是，组织无非是一些要素的机械性组合，甚至并不比一架钟表复杂多少，如果撇开组织的知识和智能系统的话，其结构可能要比一架钟表简单得多。然而，正是这一组织，能够应对许多复杂情况。当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达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组织所展现出的这种令人赞叹的能力一下子就全都消失了。也就是说，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所拥有的“以不变应万变”的终极性设计理念失效了，所以，组织赖以成立的基础被抽空了，这个被抽空了基础的大厦又怎能不轰然坍塌呢？这就是官僚制组织的命运。令人惋惜的是，在人类已经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当官僚制组织命悬一线的时候，人们却为了挽救生命而搜肠刮肚，不断地提出修补官僚制的
　　新方案。当这些方案在延续官僚制组织生命中发挥作用的时候，却让社会为之付出代价，那就是承受危机事件的频繁骚扰。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