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的组织模式变革(4)

　　 根据达尔文的观点，进化是以生命的复制为前提的，没有基本方面的复制，进化也就无从理解。但是，当进化由量变引起质变时，一个新的物种出现了，从而以新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组织的发展也是这样，它在人类社会进步这样一个总体环境下呈现出不断进化的特征。在20世纪后期，虽然组织还在不断地复制官僚制，但边缘性意义上的进化也呈现出加速的态势。特别是在人类跨入21世纪后，人类社会的各种各样的新特征都反映到促进组织变革的要求上来了。尽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官僚制组织还会不断地被复制下去，而合作制组织的诸多特征呈现出从量的增长到质的变化的趋势。所以，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组织变迁的时代，合作制组织正在生成的过程中。当然，合作制组织也会复制官僚制组织的那些基本的方面，但在合作制组织的演进中，
　　这些复制于官僚制组织的内容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退居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当然，社会的变革促进了组织的变革，向合作制组织进化的历程是由社会的变革所推动的。可是，如果正在生成的合作制组织因素不能被复制的话，就很难最终成长出合作制组织这种新的组织类型。就此而言，合作制组织的研究是为了改变官僚制组织的组织记忆，是要把那些新生成因素纳入组织记忆中。随着官僚制组织的组织记忆日益式微，同时，随着合作制组织的记忆日益增强，组织的进化也就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那样，合作制组织作为组织的一个“新种”，就能够被正式确立下来。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图景相距我们并不遥远，甚至是触手可及的。
　　合作制组织是一种具体性的行动系统，会因任务和作用对象的差异而具有随机反应的能力。尽管合作制组织也有着与既有组织所共有的那种把各构成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重新组合起来的特征，但与以官僚制组织为原型的所有组织都不同，它不会强调组织结构的意义，不会过分地重视组织结构的作用，而是会更多地把组织结构看作为一种富有弹性的组织整合因素或调节方式。同样，合作制组织结构的弹性化，或者说，合作制组织的结构弱，并不意味着人的集合形态是无序的。也就是说，合作制组织中的人绝不是乌合之众，如果说它具有“去结构化”的特征，那仅仅意味着结构不是一种一经生成就相对稳定的结构，而是一种具有充分灵活性的结构。合作制组织之所以依然是一个系统，是因为组织目标明确，在一定时期——也许是非常短暂的时期内，也具有明确的任务以及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同时，合作制组织的各构成要素的相互依存度也非常高，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这种高依存度而使稳定的结构失去意义。或者说，这种高依存度使合作制组织在没有稳定结构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存在。其实，当一个系统需要依靠其结构的支持而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这个系统是一种拥有弱整合力量的系统，如果一个系统不需要以稳定的结构来加以支撑的话，反而是具有强整合力量的系统。合作制组织正是因为拥有非结构性的整合力量，所以，才是一种有机性更强的行动系统。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背景下，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我们的社会其实已经表现出了对合作制组织的热切期望。只不过这种热情流于经验，没有达到理论自觉而已。我们今天的一切社会性行动都在越来越清晰地展示出一种要求，那就是需要用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和既存的组织模式去应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各类社会问题。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普遍地意识到新的组织形式应当是集体行动的合作模式，但是，一旦付诸行动，就依然受到官僚制组织惯性所支配，表现出行动上的路径依赖。这说明合作制组织建构的过程必须是一个自觉行动的过程，需要通过理论自觉去开辟道路。“组织模式可以是为解决集体行为问题而构建的，因而也是人为的。” [3]（p.7）
　　我们只有把合作制组织的建构看作是一个人为的过程，才会拥有理论探索的勇气，才能够为实践设计出可鉴运用的合作制组织。所以，合作制组织的理论构想也是一个广泛的合作过程。学者们有义务在这样一个共同关注的主题下，用自己的探索去实现合作制组织理论建构的合作行动，把自己的研究汇入合作制组织建构的合作进程中来。
　　 需要指出的是，在任何时候，我们所强调的都是对官僚制的扬弃或超越，而不是简单的否定。
　　无论官僚制组织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表现出了什么样的缺陷，也不管批评官僚制的声流汇成了多么巨大的毁灭性压力，都不意味着对官僚制的完全抛弃。我们把官僚制与工业社会联系在一起是包含着这样一个判断的，即官僚制是工业文明整体上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也是一项我们必须加以继承的文明成就，如果简单地否定它，那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所以，面对官僚制最积极的做法是更加明确地把它放置在工具的地位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些方法，把公共官僚制转变成实现我们共同梦想的更积极的力量”[2] （p.8）。总之，扬弃官僚制决不意味着把它从我们的社会中清除出去。就官僚制是人类组织文明的一种形式而言，它是有生命力的，在处理低度复杂和低度不确定性事务方面，它的效率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只有这样认识官僚制，才是科学的态度。因为，组织天然就是集体行动的形式，无论组织规模的大小，都无非是人们为了实现集体行动而集合到一起的形式。但是，不同的组织在达成集体行动时是有着不同表现的。官僚制组织在集体行动中的表现取决于组织设计的科学性，而合作制组织在集体行动中的表现，除需要得到组织设计的科学性支持外，还取决于组织成员的合作意愿以及道德状况等。在合作制组织得以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组织形式时，官僚制组织依然可以在那些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领域中发挥作用。但应当看到，它所发挥的是补充和辅助的作用。
　　就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而言，在更广泛的社会行动中，需要通过合作制组织。恰恰是这种组织，在今天尚未得到研究，甚至尚未被人们意识到。这就决定了合作制组织的研究是关乎人类未来的一项重大的理论探索任务。
　　参考文献：
　　[1][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M].郇建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美]戴维·约翰·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M].吴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