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深化村落政治研究的可取路径(3)

　　当然,对白描材料进行筛选和列举是分析的前提,这里就涉及筛选和列举的标准。筛选的标准主要考虑两个要素:一是描述的活动所具有的典型性;二是描述过程的详细性。具体来说,典型性主要考虑该个案能否明显地透视出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间的关系;详细性主要是考虑到调查员之间挖掘和捕捉能力的差异性,将不能充分挖掘到相关细节的表面化或简单化的白描予以舍弃。列举的标准是离国家正式权力机构的远近——当然,这种远近是从实质(主要是基于政治学的基本视角)上所讲的,从左到右分别是:(1)文化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婚丧嫁娶、宗族活动、宗教庙宇活动、组织腰鼓队舞龙队等——(2)经济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搭桥修路修塘修坝等公共工程、经济合作等——(3)政治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村组会议、上访维权等。当然,这种分类方法是相对粗线条的,其中没有过多考虑每一类内部的具体区分,如村组会议和上访维权在一般语境下有制度(正式)与非制度(正式)参与的区别,但从活动的主导属性看,为了研究的便利可以将它们放到一起来考察。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作一个连续谱意义上分类,并进一步结合具体的成功和失败的案例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将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间关系具体而动态地揭示出来,深化我国现有的村落政治研究。
　　
　　注释:
　　①②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③ 余成普:《私人利益取向的群体行动何以可能》,《开放时代》2007年第5期。
　　④ 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⑤ 前些年也有学者对“集体行动”这一概念进行了适用性的反思:“第一,集体行动蕴涵着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个体的自利性和个体是社会行动的基本单位,而用此假定分析农村社会和农民,将遮蔽很多重要的共同行动;第二,集体行动旨在解释合作行为如何达成,而对农村社会和农民来说,合作行为的达成固然重要,而同样重要的还有合作文化的培养,社区秩序的维持和生活方式的更新,而这些,在集体行动理论的框架内不好讨论。”(仝志辉:《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
　　⑥ 参见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一章,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⑦ 虽然有社会学者认为,“当一个人开始从集体—行动的视角进行观看,人类的行为便既不表现为社会互动的逻辑产物或必然产物,也不表现为有待解决的问题结构的产物”(参见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但这并不排除我们可以从结构性的原因上寻求一定的解释可能性。
　　⑧ [美]贝蒂·H·齐斯克:《政治学研究方法举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⑨ 肖红叶:《作为政治学方法论的统计学——统计在政治中应用的研究》,《统计研究》2004年第4期。
　　⑩ 实际上,“过程—事件”分析就属于微观机制分析,它倾向于运用“深描”的方式进行叙述,避免以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来裁剪丰富多样的社会事实,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当然,在“过程—事件”分析之后,我们需要对产生事件及支配其运行过程的宏观结构作尝试性的分析。
　　{11}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2} 林尚立:《有机的公共生活:从责任建构民主》,《社会》2006年第3期。
　　{13} 因为村落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村落秩序的维持多由精英主导,村民在其利益实现上不仅需要来自国家的制度和资源配置,更依赖生活所在村落的支持,所以,村落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社会领域的政治共同体,只是当前的这种共同体大都是不完整、不强固的。如果考虑到“国家的权力并未当作天然与其他人类团体不同的权力。如果确实有什么不同之处,那是通过对所有人类团体中的权力进行比较研究后揭示出来的差别”([法]莫·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对村落进行政治研究将更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
　　{14} “‘常人方法学’在字面上暗指,普通社会成员用以理解并作用于其日常生活的方法与程序。”(转引自[英]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在某种意义上,国内学术界运用的“过程—事件”分析法也接近于常人方法学。
　　{15} 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6} 叶娟丽:《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109页。
　　{17} 强调偶遇材料的重要性,一是考虑到调查者可以现场观察和询问,并能体验到诸多非现场访谈所无法探查到的要素;二是偶遇材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正如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所言:“资料的偶然性是研究的黄金法则。”([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页)
　　作者简介:刘伟,男,1978年生,河南信阳人,政治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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