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对“意识形态”实践功能的阐释(2)

　　不仅如此,葛兰西还具体阐释了意识形态与常识的关系。在他看来,常识与上升为意识形态的理论虽然同属于社会意识,但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一般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意识,通常以一定思想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常识是一种自发的、感性的亦即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未经分化、加工、定性的经验水平的意识,通常以一定社会群体的感觉、情绪、意志、愿望以及社会的风尚、习俗等形式表现出来。它们的关系是,意识形态是通过对常识的加工、改造提升而来,以常识为“共同的根源”。常识由于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最为直接、紧密,是一种日常的实践意识。它作为人们“行为的调节器”,直接支配和决定着一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意识形态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也就必须经由常识。哲学一旦成为生活或生活经验,它才是真正的意识。若是只停留在理论宣传而不能转化为一种共识,意识形态也就很难成为在实际生活中激发和推动人们行为的精神力量,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就无从谈起。葛兰西反对把意识形态看做只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体系,认为它是与社会心理、日常意识融为一体的,并且只有当它融入于人的心理结构,成为人的一种社会无意识,人格无意识的时候,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礼会作用。这种心理层面上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比之于理论教化更能深入人心,而且它的作用也更为持久,并对他们的思想行为产生终身的影响。意识形态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它在人们的具体的活动中“有机”地、有力地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它不是“无用而愚蠢”的,不是对经济基础的机械反映,一旦它成为民众的常识,它的实践功能是非常巨大的。“物质力量正好构成内容,意识形态正好构成形式;划分形式和内容只具有教学法的意义,因为没有形式的物质力量在历史上会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物质力量的意识形态也会成为个人幻想的结果。”[3](P64)正是在这一语境中,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要成为民众理解、民众认同、民众信仰的观念体系,反对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夸大经济基础忽视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作用的观点。
　　葛兰西指出,只有通过精神与道德的改革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努力使知识分子、政党与民众联系起来,进而使意识形态成为民众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常识”,才能“给予人们的活动以自觉方向的必然性概念,去克服兽性的和原始的热情”[2](P238),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要达到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目的,首先应做到的是,培养反映自身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及通过党派的理论和纲领活动,系统地找出和研究阶级活动的规律和发展方式,进而产生党的领袖。“没有政治历史和宗教,只有兵不血刃的旁门左道;没有系统著作和大手笔,只有日报和广播讲稿;没有严肃政治,只有一时的吵嚷和冲突。大学以及训导知识和技术专长的所有院校,由于没有受到党派生活和国家生活现实的影响,培养出非政治领域的国家干部,他们的纯理论头脑脱离国家的实际……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2](P84)可见,葛兰西非常重视知识分子、政党和意识形态。
　　此外,在论述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时,葛兰西强调:“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历史的联合’。换句话说,复杂的、矛盾的、不一样的上层建筑的综合是社会生产关系总和的反映。从此产生下面这一结论:只有包罗一切的思想体系才合理地反映出基础的矛盾和推翻实践的客观条件的存在。假使组成一个思想意识方面百分之百清一色的社会集团,造就意味着存在这种推翻的百分之百的前提,‘合理的’成为真正发生作用的和现实的。这种论断是以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必要的相互联系为依据的[这种相互联系也恰好就是实在的辩证过程]。”[3](P51)统一的行动只能在统一的意识形态理论指导下才能进行,在推动统一行动形成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理论发挥着巨大的实践功能。
　　任何一种历史的行动只能由“人的集体”来完成。这一点预定要达成一种“文化一社会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之下追求各种目的的分散愿望在同样的和统一的世界观(一般的或个别的,一时起作用的——由于激动——或经常起作用的,当这种世界观的精神基础已经根深蒂固,已经被掌握得很牢固,已经成了习惯,以致能够变成一种热情的时候)的基础上,为了同一个目的而结合在一起[3](P33)。
　　实践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是把人类主体性和人类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实践哲学。它的功能不是遮蔽,而是彰显人类的主体性及理论的实践功能。因为思想从来也不超出世界秩序的范围,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所以,谈论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不能不涉及构建、批判和传播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和积极适应、自愿认同意识形态的普通民众。任何意识总是以现实的人为物质载体的,意识形态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融入日常生活、融入大众心理、进而成为“心理学”上的无意识。唯其如此,它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实践的力量。由是观之,葛兰西不仅承认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是相互影响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而且对这种反作用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也给予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揭示。他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便是人类意识与物质条件的互动关系,两者辩证的过程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他主张透过辩证法来解释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在人的意识中产生非物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反过来不断影响未来物质发展的过程。
　　与此同时,葛兰西还把统一意识形态与统一行动的关系同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现代提法联系起来。根据这种提法,每一种“领导权”的关系,必然也是教育的关系,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离不开类似于教员与学生之间的积极关系。他们的地位可以变换,因此每一位教员同时就是学生,而每一名学生同时就是教员。当然,这种教育关系不能仅仅归结为专门的“学校的”相互关系。这些相互关系存在于整个社会之中,并适用于每一个个人在他同其他个人的关系中。适用于知识分子阶层与非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杰出人物与追随他们的民众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之间、先锋队与主力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相互关系的范围内,不了解历史和现实真相的团体同洞察社会现实的团体接触,并从他们那里接受经验和历史上必 要的财富,把本人发展和“培养”到历史上和文化上更高的水平[3](P33)。据此,葛兰西称赞:伊里奇向前推动了政治理论与实践,批判性传播和发展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成为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思考的重要维度。在葛兰西的理解中,工人阶级必须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有机的知识分子,以便为自己的阶级创造有利的条件,从附属的阶级扩展为一个具有领导能力的阶级,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领导权。有机知识分子在葛兰西的语境中是具有组织、领导和宣传功能的知识分子,他们能与普通民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能了解民众的愿望和需要。必须纠正以往的错误认识,因为对坚持这种错误观点的人而言,哲学是_种奇怪而艰难的东西,它是由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理智活动。不应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的和意见的片断汇集的、日常的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葛兰西还批评当时在意大利流传的“内在论哲学”,这种内在论哲学只醉心于在精神领域进行伦理和道德改革,致使它们不能在上层建筑和底层之间、普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