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初探(2)

　　2、农民信仰缺失使他们易受其它宗教甚至邪教影响。
　　少数农民的精神信仰空虚,既没有现实价值信仰,亦无民间宗教信仰;他们既没有终极追求,亦没有精神寄托。信仰缺失很容易导致社会道德失范、公共规则解体。近几年农村社会出现了孝道衰弱、离婚数量增加等不良道德风气,而更严重的是农村信仰的缺失致使外来宗教文化和邪教势力能够乘虚而入。目前中国农村的宗教生态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地下基督教发展过快，影响着中国民族文化安全。诚如张化所言:“当今世界,宗教被许多国家作为对外扩大影响、扩张势力的重要因素,成为文化战略的重要手段或支撑。基督教被作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的重要价值支撑和软实力的构成。”其中的“松土工程”就是要从基层搞起，从广大农村搞起，从农村包围城市。而目前,基督教在农村地区迅速蔓延,农村基督教文化之所以盛行,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在于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农民的信仰空白,这从侧面隐性地反映出当前农民信仰的缺失，这使得我们抵御外来宗教渗透的形势趋向严峻。同样，法轮功作为现代迷信和邪教，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农村更有市场。法轮功的歪理邪说对于那些文化素质较低，不懂现代科学而又面临着农村缺医少药、生活贫困无力医治、一心想要通过奇术异术创造生命奇迹的农民群众来说，特别具有诱惑力。一些农民认不清正常宗教信仰与邪教的区别，最终误入歧途，成为不和谐因素。
3、功利化的信仰色彩冲击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文化导向。[2]
　　新农村经济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文化导向，但是农民的各种信仰，通常出于较低层次的动机，他们信仰某种对象，大多是以招财进宝、求福消灾、延年益寿、乞求风调雨顺等直接关系到个人切身利益的愿望为根本出发点。而且农民不断增强对那些有使用价值的鬼神的崇拜，逐渐淡化对那些慢慢失去使用价值的鬼神的崇拜。如近年来，农民对财神的崇拜要超过以往的崇拜。这种信仰行为无助于心灵的净化与感情的升华，甚至相反会加剧人们的物欲索求之心。有些信教农民也并不是真正信仰宗教，而是出于私利，寻求组织依靠或者集体慈善援助，有的甚至借信教之名，在筹善款、建教堂、修寺庙中谋取个人私利，提高个人名望，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行为无形的助长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的流行，使得一些村民国家观念、全局观念、集体观念、义务观念和社会责任感逐渐淡薄，冲击着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文化导向。
　　4、封建迷信影响新农村道德建设的文化氛围。[2]
　　民间信仰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而逐渐积淀而成的，其中固然有传统文化的精华，但也不乏封建迷信的糟粕。而宗教信仰与迷信活动都是唯心主义的，都是建立在有神论的基础上的，两者容易被混淆。因此，农民的各种信仰活动中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了封建迷信的成分。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了，而传统迷信却死灰复燃，求仙、算命、看相、占卜等已濒临绝迹的巫术迷信重新还魂，控制着一部分农民的精神世界。结婚合八字、丧葬看风水，有病跳大神，出门择吉日，闹得农村社会乌烟瘴气。有些人过分沉迷而影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更有甚者贻误生命。这种风气与新农村崇尚科学的道德建设内涵背道而驰，不但严重影响新农村道德建设的文化氛围，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5、宗教在农村的扩展，给农村基层组织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总体上来说，各级农村基层组织已成为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发展农村经济，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核心力量，农村党组织的基础是稳固、牢靠的。但据调查，湖南省永州市南六县目前有近4％的乡镇、村存在宗教组织或者有不同形式的宗教活动，虽然数量不大，但比较集中，宗教活动对基层组织建设的影响也相当严重，表现为：
　　一是由于农村宗教组织发展过快，明显影响农村党员队伍的建设。
　　在宗教活动集中的地方，申请入党人数减少，党员积极分子队伍建立出现困难，相反入教人数却逐年增加。比如，宁远县鲤溪镇东山岭村共有人口近3000人，信教的群众达336人。道县的公坝，全村人口3190人，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仅有4人，而信教人数年年增加，到2010年上半年已达5％以上。这种反差表明，在宗教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受到威胁。有的地方甚至有个别党员干部也抛弃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投身宗教组织。党员信教既影响了农村基层组织自身的思想稳定，也对农村的思想教育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二是直接削弱农村基层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3]
　　在当今社会，人的活动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社会组织。当宗教势力在农村的影响力还比较小的时候，农民遇上难题，首先依靠党和政府。随着宗教热在农村的兴起，一部分农民在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之后，这些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教友和宗教组织，开始从感情上和行动上疏远了党和政府，使基层组织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受到极大削弱。[3]
　　三是助长了农村宗族家族势力的发展,给党组织权威带来较大的冲击。[4]
　　在有些地方,宗教领袖、民间信仰活动积极分子已经和宗族家族势力结合在一起,在村庄社会形成了强大的势力网络,从而对村级“两委”组织开展的工作采取消极的态度。有的甚至把持地方政治,阻隔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直接联系,严重削弱了党和政府的群众基础。[4]
　　参考文献：
　　[1]贾廷秀. 周从标.论民间信仰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影响［J］理论月刊.2007（7）（173）
　　[2]张彤磊.朱卫.新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村宗教关系论［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1）（153－155）
　　[3]张学华.浅析农村宗教热对农村基层组织的影响及对策［J］《赤子》.2009(24)
　　[4]王久高.农村宗教和民间信仰盛行与村级党组织建设探析［J］探索.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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