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逻辑的阐释力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1-0017-005
　　在几部著名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儒林外史》是一部相对小众化的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经历了漫长的世代累积过程，故事滚雪球般逐渐丰富，融汇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的广大人群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因此在反映中国古代人的生活、思想和社会现实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高度的典型性。《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都属于作家个人创作的作品。但《红楼梦》以青年男女的爱情为中心，描写大家族内部的生活;《金瓶梅》以一个商人家庭内部的生活为中心，描写市井百态，故事性都较强，仍然有比较广的读者群。《儒林外史》主要描写社会上一小部分读书人或曰“士大夫”的生活和思想，只有很少的人有兴趣关注并理解这种内容，因此对《儒林外史》的评价出现了很大落差：知识分子一般都把它奉为与《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并列的一流小说，但在中国普通民众中它的知名度并不高。
　　当然，就像任何物品的消费者的多少并不是判断该物品价值的唯一标准一样，《儒林外史》的读者相对较少无碍于它确实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在中国古代，士大夫群体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与西方古代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区别。这个群体对上决定朝政的兴衰，对下决定民众的苦乐，还充当整个社会道德楷模的角色，影响整个世风的善恶。因此，《儒林外史》重点描写的是士大夫群体，它的意义并不限于这个群体，毋宁说它选择了关注中国古代整个社会治乱善恶的一个关键角度。更重要的是，《儒林外史》在观察和呈现十八世纪上半叶士大夫群体的真实状况、思考这个群体堕落的根本原因、探讨这个群体的出路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吴敬梓不愧为高明的讽刺艺术大师，描摹世态人情，情伪毕现，“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使《儒林外史》饶有趣味。但吴敬梓似乎并无意于通过设置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等手段取悦读者，他更关注的是他的独立思考，这使他的这部小说具有鲜明的思想性作品的特质，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独树一帜，也引得当时及后代的评论者孜孜不倦地挖掘这部小说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商伟教授的新著《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同样侧重于探讨这部小说的思想内涵及其文化史意义，就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历史永远处于流动之中。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言，十八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界以至整个社会，已先后经历过宋代理学和明代心学盛行的时期。宋代理学的主要流派程朱理学强调通过对客观世界万事万物中存在的“理”的观察和体认，领悟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合理性，从而自觉遵守它，结果是造就了大量能熟练陈说伦理道德规范教条，主观实际行为却完全与此脱节甚至背离的“假道学”。有鉴于此，明代阳明心学强调通过自我反省，发现自己的“良知”，并按照这种“良知”行动，实际上是把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内化为主观先天具有的本性，希望人们主动自然地去践行它，达到言行一致，结果却是引起许多人以顺应自然本性为理据，突破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自由放荡，无所不为。事实证明这两种伦理设计都存在严重缺陷，难以实现促进个人道德完善和社会和谐的目标。十七世纪中叶明清鼎革的重大历史事件，更刺激有识之士认真思考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的出路何在。由于当时缺乏新的思想资源，人们仍然只能回过头去，在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体系等传统思想资源中寻找答案。许多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儒家曾经大力倡导的“礼”，认为具有血缘基础和实践品格的“礼”可能是恢复和重建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以至整个社会秩序的可靠依托。于是考证古礼、倡行礼仪成为士大夫群体的热门话题，当时蓬勃兴起的乾嘉考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礼学研究。
　　吴敬梓就是当时热衷于探究和倡导“礼”的士大夫群体中的一员，他的《儒林外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思想潮流的产物。这部小说描绘了各种口谈道义而行若狗彘的人物的各种表现，以显现过去的种种伦理道德设计的无效和有害，以及探索伦理道德建设新出路即恢复和倡行“礼”的紧迫性。商伟教授借鉴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关于儒家礼仪二元结构或双重结构的概念，以观察《儒林外史》对士大夫群体道德堕落种种情形的描写。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一方面是一种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社会政治秩序，代表权力和利益。由于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具有这种双重性，倡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很可能导致一些人以这种伦理道德规范为理据谋取各种权力和利益，于是倡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结果就走到了其初衷的反面[1]87。本来应充当社会伦理道德楷模的士大夫群体，在掌握儒家伦理道德话语方面具有优势，他们可能谋取的权力和利益也更多，因此他们以伦理道德为外衣而实际谋取种种不当权力和利益的行为就会更突出，他们的言说和行动之间、言行的外表与内在实质之间的反差也就更加夸张。在商伟教授看来，吴敬梓对当时士大夫群体种种可笑可鄙荒谬丑陋行径的描写，就触及了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这一内在矛盾或曰本质。本书的这一逻辑建构有助于人们把握《儒林外史》所描绘的当时社会伦理道德败坏种种情形的内在机理，认识《儒林外史》生动艺术描写中蕴含的思想的深刻性。
　　但商伟教授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沿着这一思路，对吴敬梓的思想世界和心路历程作了更深入的追索。过去的研究论著一般认为，吴敬梓在描绘士大夫群体道德堕落的种种情形之后，把希望寄托在恢复和重建“礼仪”上，因此饱含敬意地刻画了虞育德、庄绍光等倡行礼仪的人物，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祭祀泰伯的过程，还叙述了王玉辉女儿殉节、郭孝子寻亲等几个“苦行礼”的故事。最后吴敬梓描写了泰伯祠的荒废等，乃是表明他意识到了在当时社会现实中“礼”的理想的无奈。商伟教授则指出，吴敬梓在严肃庄重地描写祭祀泰伯祠过程时，也冷峻地揭示了它的表演性;在描写虞育德、庄绍光、王玉辉、郭孝子等践行“礼”的行为时，也含蓄而尖锐地指出了他们的行为背后的隐秘的利益考量，要么是获取声誉资本，要么获取实际利益。因为说到底“礼”也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具有二元性质，也就同样会形成言语和行动、言行的外表与内在实质之间的反差。这表明，吴敬梓在描写这些作为“礼”的体现的人物和实践的同时，其实就对他们以至“礼”本身持怀疑态度。也就是说，吴敬梓实际上对一切都抱质疑的态度。他不仅质疑种种社会现象和理论体系，也质疑自己;不仅质疑自己曾经醉心追求过的东西，也质疑自己对一些人物和事件曾经表达过的质疑，即对自己的质疑也表示质疑。如他曾描写权勿用因坑蒙拐骗被官府捉拿，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又随口提到那是因同学中人诬告，权勿用已经被释放等。弥漫在《儒林外史》整部小说中的，是一种无边的怀疑，这是由他所处时代特定的思想环境所决定的，也是由他极为清醒的思想和心态所决定的。在这一点上，《儒林外史》具有后来鲁迅作品的某种气质。鲁迅之所以对《儒林外史》情有独钟，或许与此有关。吴敬梓及《儒林外史》没有提出什么十分肯定的建设性意见，其最大贡献就在表达彻底的怀疑。这种怀疑态度没有对未来提供明确答案，但具有巨大的思想张力和启发性，远比中国古代小说中那种常见的封闭、圆满、给出明确解说和答案的作品有价值。当与他同时的颜李学派的门徒们还在探讨实践“礼”的种种操作办法，乾嘉考据学者还在热衷于考证古礼并为种种细枝末节争论不休时，吴敬梓实际上已通过艺术描写深刻表达了他对这一切的怀疑，因此他走在了十八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思考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最前面，达到了当时思想界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商著的标题“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所包含的意义，于此得以揭示：《儒林外史》是十八世纪文化转折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现象，它生动展现了当时知识分子从把整顿社会的希望投向“礼”、再到对“礼”产生怀疑和失望、进而陷入更深的迷茫和苦闷的心路历程。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