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解放的自由：略论阿伦特的革命观

 在阿伦特为代表的共和主义看来，革命是一个具有特定意涵的现代性政治事件。既然自由立国是革命的终极目的，因此，革命就不能止于解放，而必须超越解放。本文以阿伦特的《论革命》一书为研究对象，以阿伦特对18世纪下半叶大西洋两岸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政治哲学比较与反思为案例，就革命与自由的关系作出阐述，以期更完整地理解阿伦特的共和主义的政治理想。

一、革命的语义学溯源

在西方语言中，英语中的“革命”一词，源于拉丁文，最初是一个天文学术语，指的也仅仅是一种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正因为如此，西方人第一次将革命一词用于描述特定政治事件，并非始于1640年的克伦威尔领导的反对英国专制君主的政治斗争，而是始于1688年的英国君权旁落于威廉和玛丽的时候，被人赞誉为光荣革命的英国人的政治妥协，“根本就不被认为是一场革命，而是君权复辟了前度的正当性和光荣”[1]32。可见，17世纪的英国政治词汇中，革命的意思是复辟。那些革命者最初都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恢复被绝对君主专制滥用权力所破坏的事物的旧秩序，他们希望重返那种事物各安其分，各得其宜的旧时代。

但是现代革命在其进程中逐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尤其是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本身的不可逆转的政治逻辑表明，回到旧秩序是不可能的，要防止权力滥用，避免权利被剥夺，就不能靠复辟旧的秩序，于是创建新的政治体成为革命的要义。如阿伦特所说，这些革命者“本想来一场复辟，挽救古典自由，却演变为一场革命”[1]33。也正因为如此，美国革命的倡导者潘恩才依据那个时代的革命一词的原始内涵，提议将法国与美国的政治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以别于英国式的光荣革命，这绝非是历史的杜撰，而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革命一词的内涵被拓展深化的真实写照。

据此，阿伦特认为，革命作为一种现代政治变革方式，其一是源自革命的原初含义，那种不可抗拒的犹如天体运动般的轨迹，后来得到了黑格尔历史必然性的哲学认证，革命被视为合乎必然性和历史规律的行动；其二则是革命事件中所呈现出的那种创新性、进步性。这样，革命既非古代的“造反” 与“叛乱”，也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它被赋予特定的政治意义，“现代意义的革命，意味着社会的根本性变化，它标志性的一步就是——令无知者启蒙，令全人类中受奴役者解放”[1]22。理性主义主导下的启蒙运动建立起人的主体性，而主体性观念支配下的人必将以自由与解放作为政治存在的基本状态，由此，革命与人的解放和自由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关联。由此，革命作为世俗的现代性的特定阶段，阿伦特认同法国思想家孔多塞的革命定义，“‘革命的’一词仅适用于以自由为目的的革命”[1]18。能否以自由与解放为宗旨成为鉴别政治事件为革命的尺度，而且也成为评价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对此，阿伦特明确地说道：“既然自由世界通常的观念是，判断政治实体宪法的最高标准既非正义，也非伟大，而是自由，那么我们打算在何种程度上接受或拒绝这种一致性，就不仅取决于我们对革命的理解，而且取决于我们的自由概念。须知，自由本源上显然是革命性的。”[1]18也就是说，在她看来，人们能否获得自由，不仅取决于革命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人们对自由的认知与理解。阿伦特在对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政治哲学反思中，她得出的结论是，若要实现自由，革命就不能止于解放，而必须超越解放，将革命导向一个由公民广泛政治参与的和平的制宪立国的新阶段。按照这种共和主义的自由理念，阿伦特对18世纪的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进行了政治哲学的比较与反思。

二、解放式的自由观：法国革命重心转型的政治逻辑

在西方语言中，“解放”一词源于拉丁文Livertas，意思是指不受限制和约束，或者说就是免于限制。同义字是solutus，源于动词solve，意思是去掉约束。解放一词又与自由“liberty”同源。因此，解放在拉丁语中几乎等同于自由。根据美国学者费舍尔的解释，地中海拉丁世界中的自由，是一种强调个人不依附于任何人的独立状态[2]7-9。在存在着自由人和奴隶之别的希腊罗马世界，自由于是成为一种由法律确认的特殊性权利身份，奴隶可由某种原因获得法律支持解除人身依附状态而成为自由人。可见，在这种拉丁式的自由理念中，自由是一种免于外在强迫的独立状态，与后来以赛亚· 伯林所言的消极自由的概念最为接近，亦即只要这种独立状态得到宪法和法律的明确界定与保护，自由就已然实现，而无需更多的持续性的政治努力。

在英语中，“自由”还有另一种表达，即freedom，根据费舍尔的研究，这个词源于古日耳曼语，描述的是一种血缘关系的共同体中每个成员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与liberty强调独立及偏重于消极自由不同，这个充斥在北欧日耳曼语系中的词所侧重的是作为共同体之一员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作为成员维护共同体公共利益的义务，这里的自由就不再仅仅是个人权利，而且还有作为公民必须要有所作为，并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的义务要求，自由在这里被理解为是一种积极的政治生活方式。在西方语言中，只有英语同时交替使用freedom和liberty， 从而与北欧国家语言中只用freedom和南欧国家语言中只使用liberty形成明显区别。以上两种不同的自由内涵及其彼此之间的政治与文化张力，也时时贯穿于美国政治进程中。其中的复杂多变的内涵，费舍尔、方纳等美国学者都有专著论述，本文在此不作详述。

众所周知，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诞生与近代欧洲的经济市场化和民族国家崛起联系在一起，自由主义者从理性的个人前提出发，相信借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平衡，民族国家与政治之价值只在于为竞争的个体提供一个基本秩序，对于多数人而言，公共政治生活只具有工具性意义，本身并无本体性价值，在自由主义看来，政治参与也许是必须的，因为公民必须定期选择政治代理人，以节制掌权者，但是除此之外，再多的参与也就沦为多余。基于此，自由主义信奉的自由理念本质上多是一种局限于个人权利范围内的消极自由。一旦形成限权的宪政体制，自由主义者相信，自由就成为了现实。站在共和主义的角度，阿伦特显然并不认同这种消极的自由主义自由观，她认为，法国革命的成果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革命最终吞噬了自己的孩子，偏离了自由之宗旨，与法国人所持的这种解放式的自由观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此，阿伦特说：“解放与自由并非一回事；解放也许是自由的条件，但绝不会自动带来自由；包含在解放中的自由观念只能是消极的，因此，即便是解放的动机也不能与对自由的渴望等而视之。”[1]18阿伦特的结论是：“解放是免于压制，自由则是一种政治生活方式。”[1]21显然，当自由被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仅靠解放那种一次性的政治与法律行动，自由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如果革命仅以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唯一目标，那它的目的就不是自由，而是解放，也就是从滥用权力，对历时悠久且根深蒂固的对权利肆意践踏的政府中解放出来”[1]21。这种革命观，正是秉持消极自由的自由主义对革命的基本期待。在这种革命理念的支配之下，试图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的社会共同体，就将成为一种不确定的历史偶然性，正如法国大革命后长期呈现出来的在无政府与专制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历史那样。(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