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混”现象的三大原因(4)

　　在这里，谨记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教诲是有益的。他在强调民情对于政治民主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民情“随着身份平等而日趋温和”的事实：“我们看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的身份逐渐平等；同时我们还发现，民情亦日益温和……在我看来，身份的平等化和民情的温和化不只是同时发生的现象，而且是相关的事实。”[15]
　　注释：
　　①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本科生谢菁对本文也有贡献，在此表示感谢。
　　②孙立平在对“官煤政治”现象的探讨中阐述了改革是如何在官商勾结的情况下走向“扭曲”的，他指出：在我国市场化改革中，“有两个因素的作用至关重要，其一，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我国的市场化进程是与没有发生改变的权力模式结合在一起的。其二，由于在大规模转制时期仍然沿用改革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市场化甚至私有化都是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私下’进行的，很难用名正言顺的规则加以规范，甚至将破坏正式规则视为改革的法宝。这样的改革策略，虽然可以取得某种局部的成功，如有人所说至少是将事情办成了，但为此要付出的代价将会是巨大的，这就是破坏公正和规则成为惯例，机会主义成为信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市场’成为权力与金钱进行交换的场所。”参见孙立平：《守卫底线——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190页。
　　③徐贲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表达了人们愤慨的缘由：亚里士多德认为，愤慨是一种“我们因为看到别人得到不应当得到的好运而引起的苦恼”。人们一般不会“因为别人正直或勇敢，或将要具有美德而感到愤慨”，人们是因为“财富、权力以及应该由好人得到的东西”被坏人得到才感到愤慨的。例如，暴发户以勾结权贵发迹、官员的拥权自肥、富二代或官二代的特权和幸福。参见徐贲：《愤怒形成的公众意见》，《南方周末》2013年10月31日。
　　④《年轻人，到“体制内”去》的报道中便有如下的评论：“在‘国进民退’趋势刺激下形成的这一重返‘体制内’大潮中，曾经贴在他们身上诸如‘独立’、‘个性’、‘自我’的标签，开始显得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与概括力。”参见潘晓凌、范承刚：《年轻人，到“体制内”去》，《南方周末》2011年3月1日。
　　参考文献：
　　[1]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1148.
　　[2]艾云.事业单位中中国特色的“混”如何终结？.人民论坛，2010.10.15.
　　[3][7][8][10]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4、146、367、142.
　　[4][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275、274-275.
　　[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
　　[11]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315.
　　[12]郝宇青、朱琳琳.中国产生“官二代”现象的原因.探索与争鸣，2011（9）.
　　[13]T. Parsons and E. Shil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82.
　　[14]潘晓凌、范承刚.年轻人，到“体制内”去.南方周末，2011.3.1.
　　[15]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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