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性灵”与袁枚“性灵”之比较

          “性灵”一词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谢灵运、庾信、颜之推等人的诗文中就被使用过，一般指一种灵动的才思。“范泰、谢灵运常言，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谓“发引性灵”、“陶冶性灵”。庾信《赵国公集序》谓“含吐性灵”。当时随着尚情理论和畅情文学的空前发展，人们是从情感创造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理解和运用性灵概念的。唐代提出儒家道统说，“性灵”一词渐被冷落。明代中后期，随着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以及七子派对拟古之论的自省，王世贞、吴国伦、王世懋、屠隆等人又重新使用“性灵”一词，并赋予其更丰富的内涵。就对“性灵”这一概念使用的频率来说，屠隆以及其后的钟惺、谭元春更为多见，乃至有“钟、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这样的记载。但是在文学发展史上，以“性灵”作为理论旗帜，赋予其独特理论内涵，并为后人普遍认同的还是袁宏道以及清代袁枚等人。
一、“性灵”的心领神会
公安派与袁枚对性灵理论的贡献可谓首屈一指。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期受到不同文化思潮的影响，但是他们都主张抒写真情，强调“性灵”的重要性。作为性灵派的前后期，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
其一，举性灵。他们的性灵说都是以性灵为旗帜，把性灵看作是文学的主体。标举“性灵”是公安派与袁枚的文艺思想核心所在。他们都认为，只有独抒“性灵”，表现心中的真实感受，写出的诗才会产生夺人心魄的艺术力量，所以袁宏道说“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尔”。作品真实，关键在于它要出自“性灵”，因为“性灵”是一切好作品的源头。袁枚也十分重视“性灵”，他常以“性灵”论诗，将“性灵”作为评论诗人及诗篇的标准。标举“性灵”，主张写诗作文要表现“性灵”，是公安派与袁枚的一直追求，也是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性灵说”、他们在流派上被归与“性灵派”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二，主真情。作为人的心声的艺术，它反映着人的憧憬、追求、欢乐以至于失望和痛苦。这些都是通过审美主体独特心理感受而抒发出来的，只有这样才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公安派认为诗文首先要表达真实的情感，只有情感真实，才能表现出作者的性灵。故“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袁宏道强调为文当有“真性情”，有了真性情的人，即可剥去一切的伪装，卸下一切的伪饰，还以原始的真正的面目醉者已醉，失去面对俗世时的面具，醉时所言所行皆出自于不掩饰的真性情，率性而为，不顾忌太多的人情世故。童子亦如是，不懂得虚伪，一味任性而为，随性生活，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
为文亦如此，惟有“真性情”才能真正打动人，才是最贴切心灵的真声，惟有“从胸臆流出”才能“情与境会，顷刻于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对于无病呻吟而又搬出古人吓人的诗歌，袁宏道十分厌恶，斥之为“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袁宏道集笺校》 .卷六.与张幼于“独抒性灵”的核心是“真”。他们把“真“作为审美感受和审美判断的前提，以为只有真实的东西才具有审美的认识价值。袁枚尚“真”，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己失矣”，凡“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认为诗歌是诗人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髻肃揖，自有佳致。若带假面讴楼，而装须髯，便令人生憎。”袁枚提倡“率意而言情”，“情以真而愈笃”。认为只有发自真性情的诗文才天趣洒然。因此他主张“提笔先须问性情”，明确的把“性情”置于诗人创作的首要地位。有性情方可挥笔，无性情则请搁笔。因此他又说：“性情以外本无诗”。王英志著 .性灵派研究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袁枚重视“情”，但他更重视真情，认为诗人以真情至性为创作前提，袁枚辨别说：“诗者，由情生者也。”并且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实践了他的诗歌主张。
其三，求通变。明代文坛上的前后七子在文学上主张复古，打着“秦汉以后无文，盛唐以后无诗” 的旗帜，生吞活剥了三代两汉。对这种文学退化论，袁宏道深恶当时文坛剿袭模拟的风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了“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的泥古不化的症结，就在于看不到“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这一文学发展规律。袁宏道立场鲜明的主张文学发展论：“古之不能为今者，势也；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文学发展变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不拘格套”才能写出富有时代感的崭新文字。在那种窒闷的文化氛围中，袁宏道大声张扬变革文风，无异于空各之绝音，群山为之震荡。他以叛统派的面目出现，反复陈述自己的窮新极变之志，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椰榆复古主义者，使复古派威风扫地，给死寂窒闷的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活气。此外，公安派还阐述了“变”的运行规律：“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还有作始。其变也，皆若有气行乎其间，创为变者，与受变者，皆不及知。是故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将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穷。法律之持，无所不束，其势必互同而趋浮；趋于浮，又将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穷。夫昔之繁芜，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窃，又将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变之势也”珂雪斋集 .卷一.花云赋引。袁中道以“法律”、“性情”来解释“变”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却表明了“变”的必然性。袁枚是在批评格调说的时候表明其“通变”的文学思想的。他认为“诗有工拙，而无今古”、“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蔽于古而不知今是当时学者的大病，从而否定了以“今古”诗论的成见。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他还提出诗歌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变”，有“变”才有发展，要“变”出自己的特色。否则只会拘守陈迹，丧失个性和发展。对于诗文的因袭摹拟，袁枚也是反对的。他说“枚尝谓变尧、舜者，汤武也，然学尧、舜者，莫善于汤武，莫不善于燕哙；变唐诗着，宋元也，然学唐者莫善于宋、元，莫不善于七子，何也？当变而变，其相传者心也。当变而不变，其拘守者迹也。鹦鹉能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    其四，重人欲。儒家道统思想一直占据着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统治地位。在“诗言志”发展到“文以载道”之后，“政教中心论”在中国文艺史上的统治地位正式确立，文艺的政治地位被提到了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尽管也有“试缘情而绮靡”说的 ，但是它终究敌不过“发乎情而止于礼” 的学说，“发乎情”之“情”是伦理道德的大情、公情而非个人心灵之私情。而袁宏道之“ 性灵” 则从本质上打破了这一戒律，提倡的是人的真实性情的流露，“喜怒哀乐”皆为文；不仅如此，他还肯定了人的各种层次的生活欲望，不再把人的各种情感、欲望视为可耻的东西。他认为人的各种欲望是人生来的自然本性，不应该受到压抑而是放任自然。文学亦不能只局限于大情，惟有“真声”才“或有一传”。“性灵”包含的这一内涵正是打破强加于文学之上的种种道德伦理的束缚，伸张新鲜真实的生活、情感和欲望在文学中应有的权利。这种对长期被压抑的情感欲望的提倡和肯定，从潜意识上说正是要求摆脱封建统治秩序和伦理道德的钳制，让主体“性灵”得到自由的发展，确认自己的价值，开拓内心的丰富性，实现内在的需求，争取自由创造的权利的表现。袁枚生活于清代中期，受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他充分肯定人的情感欲望，认为“使众人无情欲则人类久绝，而天下不必治；使圣人无情欲，则漠不关心，而亦不可治天下。” 《小仓山房诗文集·清说》，袁枚，上海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