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与地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启示(3)

　　四、香港：政治参与渠道多元
　　一直以来，香港的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就是内地的一面镜子，成为内地学习和借鉴的榜样。香港社会组织数量众多，影响广泛，运作规范，活跃在利益表达、社区建设、慈善公益等领域，是香港社会的重要支柱。香港政府亦早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建立政府与非政府机构的“伙伴”关系，共同负责社会服务工作。
　　（一）法制保障有力
　　香港是法治社会，其法制健全、政府廉洁、管理高效为世界所公认。不过香港没有专门的民间组织法，相关法律和监管环境高度分散，民间组织的成立由不同的法规规定。与香港社会组织的登记、运营、拨款、税务、监督等直接相关的法律有《社团条例》、《公司条例》、《税务条例》以及《津贴及服务协议》、《服务表现监察制度》、《慈善机构及筹款活动管理》等等。香港的民间组织尤其是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运行模式高度成熟，内部管理十分健全，治理结构规范高效，其专业性和规范性足以保证其受到香港市民和政府的信赖。香港的民间组织一般采用董事局（会）、委员会的管理模式，权力制衡机制完善，决策民主，执行有力，按章办事，信息透明，体现出高度的法律自觉。对于接受政府拨款资助的民间组织，更是处于政府、法律和公众的严格监督之下，一旦被发现有违法行为，代价十分高昂。
　　（二）政治参与渠道多元
　　虽然香港社团组织多为公益目的，却在政治参与上表现活跃，成为香港政治生态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这倒也契合了香港回归之后建制派与泛民派围绕香港民主政治主导权的激烈争夺，香港社团的公益性、民意代表性和在政府民间广泛认同度，决定了它无法远离这场波及全港上下的、多方势力角力的政治交锋。
　　香港民间社团组织参与政治现象活跃，参与渠道畅通，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政治力量都为其参政议政打开大门。一是社团派出代理人或代言人直接参与政治选举。这种参与可以是香港立法会议员、区议会议员，也可以是全国及地方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也可以通过加入香港的各种事务委员会、专业性咨询委员会等机构参与政治。二是通过言论自由，借助社会舆论，制造政治议题表达政治关切，形成公共民意压力，比如政策建议、新闻发布会、游行、罢工甚至街头抗争，以期达到表达诉求、获得接纳的目的。比如香港工联会几乎每年“五一”都会组织大型游行活动，呼吁政府保障本港劳工权益，提高社会福利。三是直接通过“吸纳政治”进入政治体制内部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由于香港“官不聊生”，这种任职对个人能力和道德水准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身后的政治势力的支持力度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三）实体运作形成规模
　　香港社会组织十分重视实体机构建设，网络化、连锁化是香港社团的重要特征。香港社团的实体经营模式与其高度发达、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高度匹配，社团的发展形同经济体的扩张，不少大型社团分支机构数量庞大，雇用的员工或吸附的义工人员众多，业务领域覆盖区域广阔，颇像市场上成功运营的商业巨头。以成立于1948年的香港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为例，是一间职工会的联合组织，现有187间属会和63间赞助会，合共有250间工会，属会会员人数超过38.1万，是香港规模最大、会员人数最多的劳工团体。[1]工联会涵盖行业极广，几乎涉及到了香港的各行各业，服务机构构遍及全港甚至扩展至广深莞惠中山等珠三角地区，致力于向会员及市民提供多元化的福利服务。再如香港明爱（Caritas Hong Kong）为天主教香港教区辖下慈善团体，为国际明爱（Caritas Internationalis）154个成员组织之一，成立于1953年7月。香港明爱在全港设有286处社会福利服务实体，提供了教育、护理、社区服务等多种服务。其他慈善组织如保良局（268家慈善公益服务机构）、东华三院（210个慈善公益服务机构）、仁济医院（100多所医院、学校和社会服务机构）、博爱医院（70多家社会服务单位）都极具规模，成为香港实施卓有成效的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力量。[2]
　　（四）政府扶持民间为主
　　香港政府通过宏观规范管理、政策引导、经费资助等方式，大力扶持和发展民间社会福利机构。特区政府针对福利服务的经常开支呈逐年递增趋势，从1980年尚不足10亿港元，增至2013年的560亿港元，同比2012年更是大幅增加31%。目前，在香港民间社会福利机构有3000多家，承担起了社会福利工作的重要职能，提供了全港五分之四的福利服务。
　　政府资助始终是香港社会组织最重要资金来源。据统计，自社会福利署等政府部门的拨款占据香港社会服务团体收入来源的47%，仅在2011—2012财年，社会组织获得政府直接补助金额达到90亿港元之多。在2012—2013财年，社会组织合约服务获得政府津贴补助达113.6亿元，约占社会福利总开支的四分之一。
　　香港与深圳地理上毗邻，文化上相通，一直以来就是深圳学习和赶超的目标。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尤其是在社会治理上的广泛参与和高度成熟对于内地的社会体制改革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不少深圳的官员考察香港的社区治理后对其极其发达的社工机构网络和专业敬业的社工印象深刻，但又对香港发达的社会组织以及他们在维权、守法、参与等方面表现出的严肃较真的态度本能地感到极大政治风险。借鉴香港社会组织在技术层面上的先进做法，而有意无意地忽视香港在构建发达的公民社会所做的各种努力以及香港政府对社会组织强力扶持、鼓励自治的举措，成为深圳不少部门现实的选择。因而，缺乏成熟公民社会土壤的深圳社会组织与香港的相比，多有形似，但缺神似。

      　五、经验与启示
　　新加坡、日本、美国和中国香港都是对我国内地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颇具借鉴意义的国家和地区。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体，其高度成熟、专业化运作的社会组织服务体系，显然对深圳乃至大陆今后的社会组织发展最具参考价值。同样是多元化社会，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在社会组织发展的态度上都是异常坚定而大力支持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对于社会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阶层民众的融合发挥了无可替代的良性作用，起到了官方机构难以企及的黏合效果。中国香港、新加坡是现代化都市，其社会管理高度法治化、精细化，获得民众广泛认同。美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经济体，虽然中国与美、日之间国情不同，民族性情差异甚大，但是美、日在发挥社会组织作用、保持社会稳定、培育公民自治、实现公民自我服务等方面的匠心独运，却是值得深圳乃至我国政府认真学习和充分借鉴的。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