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2009年12月,希腊政府正式宣布其2009年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12.7%,而公共债务将占到GDP的113%,均远远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3%和60%的上限。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一个月内相继调低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致使其融资成本显著增加,发债融资愈发困难,希腊主权债务问题浮出水面。无独有偶,同为欧盟成员国的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财政状况也同样不容乐观。西班牙已被下调主权信用评级,葡萄牙2009年预算赤字预计占GDP的8%,爱尔兰为10%以上,意大利也深陷主权信用危机的泥潭[1]。近期同样受主权债务问题困扰的还有英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英国是除美国外各国政府中拿出最多资金救助金融机构的国家,这些救助可能会在将来转化为财政成本。2009年11月30日,摩根士丹利针对英国的一项研究报告称,评级机构有下调英国AAA评级的可能性。信用评级公司惠誉警告称,英国是发达经济体中最有可能被下调主权信用评级的国家,这是主要的国际投行首次发出类似警告。据说,国际金融市场上做空英镑的资金已经是当年索罗斯投机英镑时的8倍[2]。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在201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指出,债务问题在发达经济体中具有“普遍性”。由此可见,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已经接替美国次贷危机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欧洲债务问题出现的原因十分复杂,最直观的动因在于机会主义行为冲动造成的过度负债。以希腊为例,在2003-2007年国际金融市场比较稳定,融资环境较为宽松的情况下,希腊政府没有主动控制债务规模,而是不断举债,过度借贷的苦果伴随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而显现,前期债务大量到期,流动性风险陡增。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和演进不仅给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提醒各主权国家应该对政府债务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警惕。对于中国而言,虽然我们远离欧洲主权债务市场,短期内也不会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但是庞大的隐形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容忽视。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速度,各级地方政府都启动了庞大的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据统计,2008年底,中央政府宣布4万亿元刺激经济计划之后,地方政府随之提出的投资计划总额超过了24万亿元。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贾康研究认为,截至2009年4 月,地方债务总余额在4 万亿元以上[3];中金公司研究报告称,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约为7.2万亿元,其中2009年净新增约3万亿元。预计2010年和2011年后续贷款约为2万亿～3万亿元,到2011年末将达到10万亿元 ;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认为,至2009年底,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估计有9万亿元左右 ;Victor Shih研究认为,截至2009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为11.4 万亿元,并且这个估计值与实际债务规模相比仍然可能低估了20%～30%。2010-2011年,地方债务可能进一步升高至24.2万亿元 。尽管各方的测算结果有所差异,但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却是不争事实。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的不断聚积不但会导致私人风险的形成,而且在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下也会导致中央政府的财政风险。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际上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首要因素。
　　决定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大小的因素无外乎3点:原始负债规模、已有债务违约水平、逾期债务清偿能力,因此可以从上述三方面入手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控制。
　　
　　 一、严控地方政府原始举债规模
　　
　　原始举债是一切债务问题形成的根源。很多地区不顾自身经济与财力条件举债投资于生产建设项目,不但投资的直接经济回报率很低,而且导致信贷资源过度向政府集中,政府资源配置的比重过大,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即所谓的“国进民退”,进而引发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因此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的首要环节就是控制原始举债的规模。
　　目前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通过数量众多的融资平台形成的,通过融资平台举措的债务规模平均占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至少70%,所以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有效清理是控制原始举债规模的核心。
　　清理地方融资平台首先要对融资平台进行分类,把经营性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平台进行区分,一些确要承担基础设施投资的平台有必要继续存在;对于经营性的业务必须进行剥离,转变为经营性企业;对于那些没有实际业务的融资平台要坚决清理。其次,保留下来的融资平台要提高其市场化程度,利用市场机制提高融资平台的管理效率,地方政府不能为之提供担保。同时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一方面充实平台的资本实力,另一方面引入新的管理理念和人才。第三,必须强化融资平台的风险内控机制。比照一般企业标准,现存很多融资平台的经营处于亏损状态,完全依赖政府的资金注入实现净现金流入,财务危机十分明显,直接威胁政府的运转安全和偿债能力。因此,必须建立融资平台的风险内容机制,比如建立筹资、投资等财务活动的科学决策程序,建立企业财务风险跟踪监督机制和预警体系等,以此保证平台自身运转健康,起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缓冲带的作用。
　　
　　 二、降低地方债务违约率
　　
　　真正的债务风险来源于债务违约,债务违约是债务风险累积、传导、转嫁的起点[4]。单纯考虑举债规模而不分析偿债能力是以往债务分析的薄弱环节,如果各级地方政府有能力自行消化各种原始举债,那么债务风险就不会累积和扩散。所以在调节原始举债规模的基础上,有效规避各种途径的新增债务违约、强化地方政府对本级负债的当前偿债责任,也就成为控制风险的核心步骤。
　　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首先要消除地方政府的“依赖”心理,必须明确上级财政部门对下级部门的有限救助责任,使基层政府形成一种良性预期,在最初的举债环节便开始考虑债务能否及时清偿,尽自身最大努力预防违约。其次,提高地方政府所筹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诸多表现形式中,地方政府债务的效率风险是其中重要一项,该风险主要指由于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可能使偿债资金不能从债务资金的投资项目中有效获得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的效率风险越高,违约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益普遍不佳,由于“产权模糊”和“预算软约束”等制度缺陷的存在,地方政府一旦发现来钱快、易进入的项目,全国各地便纷纷上马,以至于很多政府投资的生产建设项目产业结构趋同、产能效率低下、重复建设严重。鉴于此,中央政府必须加强对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监管,包括强化预算执行管理,重点加强财政收入管理,建立预算支出执行责任制度,提高预算支出执行的均衡性并推行预算支出绩效评价,选择恰当的绩效评价方法,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价信息管理系统。此外,还要引入“外部控制”,自觉接受人大、审计监督,增强预算透明度,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