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介与西门庆人物形象之比较

　   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被称作日本的《金瓶梅》，两书都是记叙了男性主人公的淫乐生活经历，且两书在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中日学术界对两部作品的整体评价和文学史地位，以及两书中对各自主人公（世之介和西门庆）的形象塑造侧重都有很大的类同性，但是由于中日两国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学审美理念，所以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势必会受到本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对两书的男主人公“世之介”和“西门庆”的人物形象展开比较分析：
　　第一、“性”观念以及对待女人的态度不同
　　世之介对待性的态度带有日本传统“好色”的审美情趣。这种情趣并不把性看作是恶和淫荡的行为，而是一种体现个人潇洒、风雅的趣味。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评论世之介的形象时讲到：“世之介是在原业平传说的元禄版的人物”。“《源氏物语》的光源氏是恋爱的能手，现在世之介作为寻求性快乐的能人出现了”。在原业平也好，光源氏也好，他们都是日本古典文学中风雅人物的代表，他们的好色也被当时及后来的人们认为是潇洒的，是个人人格魅力的体现。《好色一代男》中的“风雅”在书中还体现在对女性的评价上。有位妓女陪他睡过之后，写信找他要钱，他在臭骂了该妓女没有情调气质后，还振振有辞地说：我世之介是何许人？花钱嫖妓是我干的事吗。这说明世之介是以体验风雅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好色的。在狱中， 世之介“用牙签蘸着天花板上的灰尘， 多次写情书勾引隔壁的女人”。在这里，与其说世之介喜欢性，不如说他喜欢这种追求风雅的过程。
　　而西门庆却是恰恰相反，他对性的认知和对女人的认知完全是一种占有欲的体现。见到潘金莲漂亮便色心大起，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把“这雌儿”搞到手。至于是采用什么手段，是否风雅是完全在考虑范围之外的。为了得到潘金莲，可以和王婆合计杀掉武大郎，为了得到孟玉楼和她的财产，他可以设计陷害自己的弟兄花子虚。这种行为是和“风雅”完全不相关的，是赤裸裸的抢夺和霸占。一言以蔽之，西门庆的女人观和性观念可以概括为“欲望”。这种“欲望”是一个发达了的商人阶层的无限膨胀的权力欲和占有欲的体现。
　　第二、对待金钱和权势的态度不同
　　世之介除了喜欢色道，对金钱和现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好色一代男》的开篇就写道：“稍瞬即逝的樱花， 只可供感叹；普照大地的月亮， 也难免没于山际。唯独男女间的缠绵快乐无尽。”世之介在30岁时就想：“世上的一切都是由地、水、火、风、空组成的， 人也是这五种物质生成。人的生命最终都要归还给阎王爷。……这三十年的人生， 其实就是一场梦。今后的前途如何呢？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书中许多章节都可以渗透出这种佛教式的无常观。世之介虽然生活在町人社会里面，其本人也出身于町人家庭。但是他却对经商不感兴趣，整日沉迷于青楼游里之间，因此还被迫和家庭断了关系。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西鹤所塑造的并非是町人阶层的典型人物形象。作为商人，追求金钱是其做本质的特征，但是这种特征在世之介身上是看不到的。
　　这与西门庆典型的商人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西门庆对女人的占有欲是同其对金钱和权势的占有欲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并达到了三者合一的境界。小说当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神来之笔便是迎娶孟玉楼的情节。西门庆同潘金莲通奸后害死了武大郎，按照常理到此两人就该苟且一起了。但这时西门庆却把潘金莲晾在了一边，去迎取孟玉楼了。原因很简单，他看上了孟玉楼家里的万贯家财。这可以说明，西门庆是重财于色的。
　　第三、通过主人公结局体现的作家对于人物的批判性不同
　　世之介最后和一干志同道合的朋友乘坐好色丸，去了女护岛。世之介洋洋得意地说：“我们立刻起程前往只有女人，男人去了就不能活着回来的女护岛，我要让你们见识一下极度贪婪男人的女人”。“即使阴虚肾亏而死在那里，说不定也能再生出来一代既无妻室又无儿女的男人来。”他们出发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这个结局是开放式的。这样的开放式结局使学者们对于西鹤的写作意图有不同的理解。日本学者信多纯一在他的《好色一代男的研究》一书中通过分析文本中的插图和女护岛结局，认为世之介是一个“本地物”，也就是下入凡间的神性的存在。信多纯一认为世之介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实的人物形象，反而是一个具有超现实行为的存在。值得指出的是，小说的结局说明井原西鹤本人对于世之介的“好色”行为是没有批判意识的。
　　西门庆最后的结局是精尽人亡。“火相烧身，变出风来，声若中吼一般，喘息了半夜”。这个结局无疑是对其荒淫无度的追求性刺激的批判。虽然对于作恶多端的西门庆来说这样的结局似乎少了社会惩罚的力度，西门庆害过武大的性命，抢过自己兄弟的老婆，行过贿贪过赃，却死在自己纵欲过度上面，似乎没有起到机警世人的作用。但正是这样的结局，才使金瓶梅成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其艺术成就远远高于之前惩恶扬善的演义文学。
　　当然世之介和西门庆形象之不同，还存在其他不同之处：比如两人金钱的来源、对于代表上层社会的“士”这一阶层的态度等。但是通过以上三点不同的比较不难发现，三个不同共同指向一个本质的不同，那就是人物现实性的不同。西门庆对待金钱，对待女人的态度等各方面的表现是一个典型的商人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是现实的。简言之，《金瓶梅》所描写的正是当时社会的缩影。而世之介显然没有承载代表商人阶层的重任，这个人物形象更多的是寄托了西鹤对诸事无常的人生感慨，传承了日本文化“好色”审美情趣的传统。
　　参考文献：
　　[1]井原西鹤.好色一代男.[M].王启元、李正伦译.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2]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王玉华（1984-），女，山东济宁人，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日语硕士，研究方向：日本文学，中日文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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