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影视剧创作看文化的强势发展(2)

　　影视剧题材分布上出现的总体失衡问题也在长期困扰我们。就创作者个人而言,选择什么题材进行创作,那是别人无权干涉的。甚至可以说,创作者在选择题材时,都在尽可能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只有发挥优势才能成功。但从国家民族文化发展战略大局考虑,还是应该在创作题材分布的合理性上做一些指导性调控工作,以防止影视剧这种影响面极大的文艺样式处于长期失衡状态。
　　从大的方面讲,题材分布处于长期失衡现象可以归纳为:古代题材成批发展,清宫戏拥挤;民主革命时期题材成批发展,领袖题材(或路线斗争题材)拥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题材,如果我们把共和国建设历程中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区间的话,其失衡现象表现在前期多而后期少。总之,影视剧作品与当代社会疏离已经构成一种倾向。这不能不引起文艺界乃至文化界的高度重视,应加强宏观调控,让影视作品多与影视大众声息同步共振,同享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成果。
(二)?从动漫片的创作模式看,表现“暴力”已由非常态变为常态
　　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影视剧作品中,暴力对于双方都应是非常态的较量手段,如果把暴力由非常态演变为常态,也就演变为一种属于常态的生活方式了。这种演变几乎成了动漫片或其他类型的儿童片创作的一种思维定式。打来打去、杀来杀去的目的就是在“善”与“恶”两极较量。其实,暴力本身无所谓善恶,只是使用暴力的人有善有恶。抑恶扬善弘扬正气扶持弱小,这在动漫片或其他寓言式儿童片中已成为普遍的主题。
　　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动漫片演变成了武打片的“动物版”,由人打变为动物打。像现代影视剧中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也被演绎成武林斗士。动漫片的受众主要是小观众,可现在的事态是,动漫世界的男孩几乎人人都会在大人面前亮出几手。从武打到动漫,我们对“惩恶”印象不深,对“扬善”印象也不深(因为这些只是结果上的显示),而对“打打杀杀”的印象刻骨铭心(因为人与故事演绎的整个过程都是“打杀”的较量)。如果把这种思维逻辑程序定名为整部片就是一个“暴力”展示的过程,恐怕也不为过。因为只有结局才能完成或实现除恶的任务,完成的手段依然是“暴力”。以暴力除恶只是手段之一,形成思维定式会给小观众造成隐在的负面效应。
　　(三)?构造戏剧冲突,忽略冲突要素形成的条件与矛盾激化的合理“度”
　　戏剧冲突以及由此构成的悬念,在电视连续剧的剧情设计与播放效果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此而导致一些创作者忽略了冲突要素形成的条件,在激化矛盾的合理“度”上把控不住,有人为造势激化过度之嫌,如只重矛盾的外在因素激化,而忽视人物性格的内在因素促成;只重矛盾冲突的外在行为表现,而忽视矛盾冲突的心理表现;只重热闹场面集群式的矛盾冲突,而忽视冷清场面属于个体的潜隐矛盾冲突。这些表现在喜剧气氛较浓的作品中往往会演绎成情景失真的闹剧。
　　(四)?一些主旋律影片说教成分较重
　　文艺作品有思想教育和宣扬主流意识的社会责任,主旋律作品更应担此重任。但这种宣教应以艺术的方式进行,而不应以直接说教的方式进行,这是由艺术的本质特征决定的。具体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有些影视剧中的领导(包括领袖)人物形象的对白语言缺乏个性化。口语化语言少而书面化语言较多,有些对白语言直接从书面资料或有关著作中转来,生活化语言少而工作化的语言多。这样的对白语言表达方式常见的有政策宣讲式、书面发言式、会议总结式,从语言态势看已成套路。不能让领导者总是处于上述环境说话,更多则需要对对白语言进行艺术化的处理。
　　其次,集群式、仪式化的情节穿插也较多。常见的形式是集群式活动,如集会、庆典、宣誓、喊口号、工作会议、聆听领导讲话等场景,这些集群式、仪式化的情节设置,有时不是剧情发展需要,而是出于说教的需要,给人以游离之感,给人以非艺术的添加剂渗入之感。
　　谈及以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意在促进中国文化事业中的影视剧创作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在21世纪的今天,树立全球视野的雄心,彰显华夏民族视角的文化实力,正当其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陈旭光.当代中国影视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宋杰.主流电影批评的误区:文学式电影批评[J].电影文学,2000(08).
　　[3] 林吕建.影视艺术传播现代化与大众化趋势[J].现代传播,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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