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被压抑的性与“受虐”的身体

电影《色•戒》①的情节可概括为“以20世纪40年代被日本占领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卧底的女抗日分子本想暗杀一名亲日的情报官员,但反而陷入自造的情色诱惑中难以自拔的暧昧故事。”②很显然,这样的情节结构将一个夹在个人情爱和国族大义中间的年轻女性生生抛到历史和民族记忆的前台,在六克拉的钻戒面前,她舍身“取爱”,将成功在握的“革命”引向失败,这让看惯了主旋律大团圆高潮结局的“纯洁”人士大为惊骇和不满。那么,女主角王佳芝到底是怎样一个女性呢?她为什么可以忍受易先生残暴的性虐待?她为何甘做功败垂成的罪人?
　　拉普朗虚说:“性是受到压抑的最典型代表。”③因此,透过心理分析的角度对女主角的人生经历和性的追寻之旅予以梳理,将是解答以上问题的最有效方式。
　　首先,父亲和家庭——残酷的遗弃者。电影以倒叙的形式,交代了王佳芝稀疏可见的家庭之网:母亲早逝,父亲却只带着弟弟移民英国,她在男尊女卑的观念下,首先尝到了被遗弃的滋味。然而,失信了的父亲并未成为她憎恨的对象,相反,她和缺席的父亲竟成了“密友”——她为续弦的父亲从容地写着祝贺信,并把父亲和生母的结婚照收归箱匣。她独自在电影院中观看《寒夜琴挑》时泪水涟涟,因为那部电影也讲了一个抛弃家庭另寻新欢的父亲的故事。她迁到上海后,寄宿于舅妈家中,而后者毫不手软地将王家的房子侵吞变卖,由此看出,王佳芝的内心充满了恋父情结,但是对于父亲的依赖和爱恋的欲望被严重阻滞,而难以实现,因此挫败感和孤独感便始终萦绕着她。
　　其次,组织——并不可靠的召唤者。在香港读书期间,王佳芝进入话剧社,一次爱国剧的成功演出让她成为剧社的当家花旦,在风雨飘摇的战乱港岛,小小的话剧舞台让她获得了空前的自信和安全感。她心仪的对象——邝裕民也和她建立了情感的默契。影片中,当王佳芝只身站在空荡的舞台上,充满柔情地抚摸着带给她温暖遐想的布景时,她听到了一声高喊,“王佳芝,上来吧”,她怔了一下,定睛看了楼上英俊潇洒的邝裕民,她顺从了这声神圣的召唤。她的顺从,一方面或许出于对国家民族大义的政治担当,一方面则是她在移情作用下做的一次情感冒险。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风雨中,伟岸阳刚富有正义感的邝裕民给予了她充足的安全感,在家国同构的意识指引下,一个高喊保家卫国的男人势必是长相厮守的理想伴侣,而在王佳芝眼里,这样的伴侣就是“父亲”形象的完美替代者。因此王佳芝追随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行为,多半不过是她追随理想化的父亲“客体”的一种天真选择。
　　然而,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种选择让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王佳芝在组织的安排下,日益进入色诱的剧情之中时,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出现了:“麦太太”要成功地勾引易默成,必须首先破除处女之身。虽然,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麦太太”本人,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却完全不在她的控制之内:组织已经商量过,决定让有嫖妓经验的梁闰生来完成这一任务。王佳芝颇为意外地看着窗外表情凝重的邝裕民,邝除了猛抽几口香烟外,再没有其他的表示。她苦苦相恋的爱人在关键时刻,为了所谓的革命的名义,将她推向一个“嫖客”的身下,而他自己却选择了逃避。尽管,这种逃避行为或许是因为邝对王佳芝有“过高的心理评价”(这里或可解释为邝对王产生了起于革命需要的去性化的革命情谊),对于王的情爱中,“温柔情感”的趋向大大超过了“感官肉体”的趋向,从而导致其心理性阳痿(或神经官能症)④的出现,但是客观上邝的行为再现王佳芝自身的“被遗弃者”形象,从而使她再一次固化了内心的失落和孤独感。一次,她在和梁闰生“操练”之时,梁发现了她“今天好像有反映”,她冷冰冰地回应说“我不想和你讨论这个”。这时,对王来说,邝的“父亲”形象的坍塌已经淹没和回绝了自己肉体的任何欢愉。革命和国族使命在她那里已经摒弃了感情依托的内核,只剩下必须以身体为代价执行任务的冷冰的外壳。
　　三年后,在上海,当她和邝裕民再次相遇。谈起当年在香港的事情,邝裕民摆出身后强大的重庆方面的组织后,自嘲道“你现在知道,我们当时是多么幼稚,真是荒唐”,王佳芝跟着冷静地说道“是啊,尤其是我”。把明明客观原因(易家临时搬家)导致的失败归结为自己的过错,且在可以选择明哲保身的时候,再次承担深入虎穴的重任,这时的王佳芝在笔者看来,已经具有“受虐”的意识。
　　在弗洛伊德看来,当人的欲望和快乐的本能长期遭受压抑或阻滞时,他(她)便在心理层面生成一种转换机制,即对原本不能产生快乐、欲求的对象产生相反的情感转移,从而乐意或必须在非常态的身体和心灵的折磨中获取欢愉。这便是“受虐”意识的产生机制。
　　在王佳芝的身上,家庭、爱情的温暖长期处于缺失状态,组织除了架空了她纯真的爱情幻象之外,只剩下交易⑤和冒险。因此,作为补偿和转换,她只能以受虐者的弱者形象,放任甚至欢迎更大的磨难砸向自身,以此在肉身或精神的苦痛中实现欢愉或解脱的诉求。
　　最后,错位的“移情”——为虎作伥的终极解脱。当此时的王佳芝再次遭遇到易先生时,易完全吻合了王对于“父亲”这一形象的现实和想象的需要。易先生首先是一个在日占区上海滩的有身份有地位的中年男人,他掌握着很大的生杀予夺大权,而尽管有些反讽的意味,这样的政治筹码客观上为王的安全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符合了“父亲”形象中安全感的层面。同时,易是一个对“家国”同时背叛的坏人形象。他为汪精卫卖国政府服务,出卖民族尊严,戕害进步力量,是个令人发指的汉奸;老婆和家庭之外,他包养情妇,满足肉体私欲,是个失职的丈夫。而在这一层面,他更是像极了王佳芝的父亲:一个和易先生年龄相仿的背离了自己的祖国的人,逃避了对女儿监护、保护和关爱义务的“坏人”。
　　与父亲形象的高度相似性,为易先生进一步走进王佳芝的内心做好了形式上的准备。而内容上的准备则主要集中于二人之间的三段性爱场面的直描之中。
　　正如李安自己所言,床上的性爱,“其实没那么单纯,它会释放出一种爱意来,它是一种催化剂,也是表达的工具。”⑥在二人的第一场床戏中,易先生解开皮带狠狠抽打在王佳芝的身上,然后再捆住王的手臂,野蛮而生硬地对王实施强暴,这一方面说明了易先生的暴虐性格和他沉重的工作压力和性压抑,同时也交代了二人之间尚显生疏的关系。作为性虐待的承受方,在性爱之后,王竟然躺在床上露出了奇妙的微笑。笔者以为,易的暴虐之举,恰恰暗合了王佳芝心中“求虐”的主观欲求,由此,在受虐意识得到满足的时候,她脸上呈现的分明是一种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进而会产生一种“晕轮效应”,即对于事件的满足扩张到对事件促生主体的满足和依赖。由此,为易与王的感情生发提供了方便。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