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性同体”的女诗人

作为美国文学史上最为耀眼和独特的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一生创作了一千七百多首诗歌。她写自然，写爱情，写宗教，写死亡，写内心深处最隐秘的痛苦和希冀，她用最诚实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她丰富而真实的内心世界。然而，值得我们格外注意的是，她的诗歌常常展现出矛盾的特质，她的笔端仿佛流动着两种不同的力量，一种叛逆而狂野，一种真挚而温柔，这两种力量相辅相成地结合在一起，使她既具有强悍的男性气质，又具有谦和的女性气质，形成比同时代的女性更富活力、更为理想的人格状态。
　　本文将通过分析狄金森诗歌中表现出的双性特质，来阐释狄金森如何在“双性同体”人格的影响下抛弃成规戒律，在一个男权和宗教双重统治的时代中伸张自我，表达本色。
　　
　　一、“思想与上帝并重”
　　
　　狄金森(1830～1886)生活在十九世纪中期的美国。在那个宗教气氛浓郁的男权社会，一个女人要保持思考的权力，追求自己的独立人格何其艰难，而“双性同体”的狄金森却做到了。她抵抗各种压力，拒绝加入教会，拒绝传统的婚姻生活，身穿白衣，独身隐居。在世俗的压力面前，她仿佛一个勇敢的男性，以非凡的勇气拒绝一切虚伪。她不像普通妇女那样满足于现成的教条，对于人生的种种疑问，她诉诸理性。她的这种男性特质首先体现在她对思想和智慧的讴歌中。在诗作第632首中，她高度赞扬了思想。她认为思想“比天空更广阔”，因为思想容纳天空后，还能“溶进一个你”；思想“比大海更深广”，因为它能像海绵一样吸收和包涵；思想“与上帝并重”，若说二者有差别，那也仅是“音节和声响”的差别，不足为道。
　　在众多女性还把丈夫、家庭和上帝奉为“天”的时候，狄金森却如此热烈的颂扬“思想”，这不仅显示了诗人对理性和真理的崇尚，也是对传统的重大挑战。作为一个女人，正是因为具有男性一样的战斗精神和理性，狄金森才没有如大多数女人那样盲目顺从，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
　　勇敢而理性的男性特质，使狄金森敢于挑战现实，探索人生，而温和柔韧的女性特质，又使她能够适度妥协，认可理想和现实的差别，从而为她的思想带来更大的生命力。比如在对待思想和真理上，狄金森有不妥协的一面，也有妥协的一面。如在诗作第1129首中，她简明果断地宣布“要说出全部真理”，但同时又指出，　“要说出全部真理，但不能直说——／成功之道在迂回”她深深明白，时代的先行者最好用婉转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理念，否则“真理的强光”会让人们“失明”，使传播失去意义，或给传播者带来危险。狄金森的成功之道，在于迂回地避开锋芒。　“要说真理”又“不直说真理”所包含的策略性，正是狄金森双性特质的确切体现。
　　
　　二、“向世界宣战”
　　
　　狄金森“双性同体”的人格特质不仅表现在她对理性的崇尚上，也体现在她对宗教的态度上。她独立思想的能力使她无法盲目认同现成的宗教教义，而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又使她无法避免宗教，因此她不断地重拾宗教题材，探讨生命与死亡，以期获得关于生命的最终答案。在诗作第540首中，她表达了自己特立独行地探索的勇气。她说：　“我把我的力量握在手里——／然后，向全世界宣战——”在诗中，她多次使用“勇气”和“力量”这样刚毅的词汇，让我们体会到她男性般的意志和决心。她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胆抨击盲目的宗教信仰，如在诗作第1433首中，她把世俗的“信仰”比作“桥梁”，讽刺其缺乏根基，摇摇欲坠。她说：　“这桥墩多么易碎／它却支撑着我们的信仰——／世间没有一座的桥梁——／如此脆弱而拥挤。”
　　对于宗教信仰，狄金森绝不盲从。而这种抗衡社会主流，大胆挑战权威和传统的行为，并非源于她的盲目冲动，而是她像男性一样追根究底，理性思索的结果。在诗作第915首中，我们可以看出她质疑上帝的原因。她说：　“信仰——是一架无墩之桥／它与现实的连接／太过纤弱——／肉眼难以看见”在诗中，狄金森明确地指出，世俗的信仰是没有根据、脱离现实的，它跟现实的联系“纤弱”到“肉眼看不见”。独立思考，很久以来都是男性的专利，女性只需要顺从和依附。而狄金森这样理性的思索，执拗的反叛，正是她男性人格的集中体现。
　　除了男性人格的作用，狄金森同时受到女性人格的影响。这种貌似矛盾的双重影响也折射在她对上帝的描写上，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规律，那就是：当她内心的男性力量占了上风的时候，上帝就表现为她理性分析和挑战的对象；当她内心的女性力量占了上风的时候，　“上帝”则化身为“人”，成为她寄托情感的对象。
　　在狄金森描写上帝的诗歌中，很多都流露了她的女性情感。如在诗作第844首中，上帝就变得感陛和亲切起来。　“上帝”仿佛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向人间早早发送“春的快递”，然后耐心等候，而到了三、四月间，　“没有一处欢欣／不是因为上帝的／热情会晤”。这位“热情会晤”人间万物，使四野欢欣的人，一点也不像世俗眼中那个刻板僵化的上帝，他更像一位热忱、稳重的父亲，慈爱地照料着人间的孩子，没有苛求，没有审判与惩戒——他仿佛温和而强大的男性力量，而非冷漠无情的神性力量。将上帝表现为强大的男性，将“他”化身为爱和保护的化身，正是狄金森女性特质发挥作用的结果，因为这带给她深切的安全感。
　　很多读者都发现，狄金森趋向于将上帝“人格化”。在她的很多诗歌中，　“上帝”与“人”的界限都非常模糊。我们能清楚地看见他的“第二副面孔”和他的“金发碧眼”。“上帝”常被“爱人化”，有时更“成了爱者的象征”。这些发现无一不可以佐证狄金森的女性特质对她创作的影响。
　　如在诗作第217首中，　“上帝”就变得非常“人性化”。诗人“不辞远行”去找“救世主”，为的是“这副小小的担子——／我带给你的至高无上的心”，因为“这心我放在我心之内——／直到我心沉重不堪——”但奇怪的是它“走后更沉重”了。这首诗形式简单而内涵丰富，当我们深深审视这首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诗中的“救世主”，已经不是世人眼中那高高在上审视众生“救世主”了，　“他”更像一个诗人内心渴慕、却无法得到的爱人。因为失望的爱，诗人痛苦的心变得“沉重不堪”，于是想着干脆把心还给“他”。可“心“走后，诗人却感觉“更沉重”了。显然在这首诗里，狄金森借“救世主”来寄托自己对异性的情感。“救世主”成了可以倾诉，可以爱慕，可以托付，可以失望，可以寄托缠绵情感的对象，这正是狄金森内心深处女性人格的感性需要所致。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