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林格宗教信仰的第三空间

中国读者对美国当代作家塞林格的认识,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读者因为《麦田里的守望者》开始喜欢上塞林格。鉴于塞林格在大部分作品中都涉及到宗教的问题,加上近年来作家独特的生活方式,其宗教思想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目前国内研究多针对作家单一宗教诉求展开论证,其中最突出的是立足塞林格本人生活经历中印度佛教影响,认为利用文学手段向读者展示了古老的东方哲学、佛教和道家思想。本文则认为塞林格在援引东方宗教哲学时,不断改编使之符合其本身固有基督文化思维习惯,同时犹太身份也对其信仰的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其宗教价值观上不应局限于某单一信仰。本文拟梳理作家宗教生活轨迹,细读其作品文本中流露出的宗教意识和倡导的救赎道路,探讨作家在信仰冲突中的真实立场,以纠正目前研究中对作家塞林格宗教信仰研究中的片面性,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更好认识不同宗教中的价值观,消除不同宗教哲学文化相互碰撞中的困惑,进而有利于不同宗教文化间的平等对话。
　　
　　一、身份的焦虑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些岁月里,身份可被确认为犹太人的——比如有个犹太人的名字,一般在面对非犹太白人美国公众时,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都有劣势。在20世纪20年代,虽然犹太人占纽约市26%的人口,而且也是社区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但90%的白领工作机会还是给了非犹太人。对于塞林格本人,他的祖父不仅是个犹太人,而且还是个拉比(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意识的人员或犹太教会众领袖),他父亲也做过拉比,但后来放弃职位一直行医。他的母亲的父母分别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本人则是个基督教徒。在其写作生涯中,塞林格不可能没意识到自己的尴尬身份,但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认同,他也不得已将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取向进行一定的回避。在其姓名中,杰罗姆(Jeremy)具有明显犹太色彩,尽管他不予承认,但是他之所以采用J.D.缩写形式,必然和他回避宗教信仰的意图有所关联。在他前期作品里,除了《在小舢板上》,其余小说在犹太这个核心问题上都有所掩饰。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关于霍尔顿的宗教信仰问题也出现几次,霍尔顿非常开心同两个修女谈话,然而他在谈话过程中如果不担心她们突然问他是不是天主教徒,他的谈话会更愉快的。霍尔顿的父亲本一直是天主教徒,但在结婚时放弃了。在和一个伍顿来的男孩谈网球时,他再次避开自己身份的问题,且感到发疯。
　　这种身份上的焦虑,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本身崇拜工具理性的西方基督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塞林格不得不在另一种信仰体系中寻求价值依托。在20世纪40年代,他开始接触到禅学,50年代的最后一段时期,他好像越来越痴迷于其他类型的宗教。他开始学习吠檀多派的不二论,这是一种源于印度的思想,崇尚“非二元论”。为此,他还参加了在纽约所开的课程,从而更加全面地学习东方宗教。除学习印度佛教外,从其作品中我们不难找到证据,塞林格也对中国的庄老道家思想进行研读。在《祖伊》中直接引用庄子言语,在《木匠,把房梁抬高》的开头即引用九方皋相马的故事,其他作品中,也零零散散提到中国文化。
　　据塞林格的女儿回忆,一个犹太人或半犹太人成长于美国这一背景,使得塞林格在所谓的“新宗教”(即美国当时对邪教的别称)面前也显得犹为脆弱,塞林格曾因为其本身身份的尴尬处境,在寻求新信仰的道路上而为邪教领袖的权威和自信所吸引。他尝试喝尿和在“生命力盒”里坐着以及学习顺势疗法和针灸。作为习禅的一个后果,塞林格出现一种新的成见,并主宰他的生活方式:他只吃施用有机肥中出来且用特种烹调油做出来的食品。
　　
　　二、信仰的碰撞
　　
　　犹太文化和基督文化给塞林格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身份的焦虑。再加上现代文明的发展,上帝已死的概念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陷入精神失落。这也使得作家得以更清楚地反思西方原有宗教。故塞林格选择东方宗教方式的同时,在写作中也指出了犹太文化和基督文化中的弊端,并对相应的思想价值体系进行疏离,其中最为中心的应该就是基督教中所强调的工具理性主义。在多数小说的内容安排上,作家首先避免使用逻辑性很强的说理性文字,试图借用东方思维模式,通过不断敲击我们的理性思绪,让我们达到一种东方佛教中的那种“顿悟”境界。
　　针对西方的工具理性主义的批判,作家主要集中在文学评论和精神分析两个方面。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发表后不久,在美国文学评论界形成了“塞林格工业”现象,大量评论文章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阐释。也是从这以后,作家的个人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各种媒体对其私人生活进行了公开报道,塞林格的生活方式更是满足了不少读者和评论家的猎奇心态,之后的报道大多为负面报导,如其对年轻女孩怀有一种独特情感;他在逐渐走上邪教的道路等。在作家的早期作品中,如《九故事》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对文学评论提及较少,但作家即使在这个时候已开始借霍尔顿之口表达出了在圣经中最喜欢的是那位疯子,而不是那些所谓有知识的人。在塞林格的作品中,虽然主人公们大多博览群书,文学方面深有造诣,霍尔顿、格拉斯兄弟姐妹们、X中士、德·杜米艾等无一不熟读各类文学作品,通古知今,并形成了自己一套文学见解,但是他们对大学里的文学评论都进行一定抵制。在之后发表的作品中,塞林格对文学批评不与苟同的态度愈加明显。在《弗兰妮》中,弗认为有些研究生等把屠格涅夫讲完也就把屠格涅夫糟蹋完了。《祖伊》中马蒂毫不遗憾地放弃了学术,并认为那些以审美为生计,即文学评论家们是没有赢数的,迟早会走上绝路。《西摩:小传》中则直接指出那些评论者们犹如鸡蛋里挑骨头,发现一个作者的笔误就会紧追不舍,且喜欢问些无聊的话题(是否存在特有的美国时代精神),给各种东西贴上不同的标签。他们更多是对诗人那些“耸人听闻”生活细节感兴趣,而不是诗歌本身。
　　塞林格所处的正是精神分析法受到普遍膜拜的时代,在他的作品中,也不断出现一些被世人通常认为精神有问题的年轻人。那么作家是否将精神分析当作这群年轻人回归正常的途径呢?答案很显然,《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最终虽然接受精神分析治疗,但是以丧失纯真,步入虚伪的成人世界为代价,而且按他的话说,帮他进行精神治疗的分析师近乎滑稽地总问些非常愚蠢的问题。霍尔顿有个朋友是精神分析师的儿子,虽然经常受到父亲的矫正,看似属于正常人行列,但是整天对其他人的隐私充满兴趣。格拉斯家族中的西摩因为接受精神分析师的矫正,而深受伤害,最终选择自杀方式了结生命。在后期作品中,作者则借马蒂和祖伊之口,直接对精神分析进行指责。当格拉斯太太建议让弗兰妮去看心理医生时,祖伊说“哪怕他是个佛教徒兽医呢”,“我可以发誓,不用一年弗兰妮要么进疯人院,要么就在某个该死的沙漠里游荡,手里握着燃烧的十字架”。因为祖伊本人,在其12岁时接受波士顿一个心理学研究小组的实验,其目的是试图分析得出他智力和想象力如此早熟的原因,他接受检查的地方就像高度传染心理疾病或者一般老式病菌的温床,而且祖伊因此而染上支气管炎。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