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魏晋文学中的“悲”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动荡的时期，各种政治势力你争我夺，战争此起彼伏，人民流离失所，各种自然灾害和疾病也接踵而至，死亡频繁发生，时代和社会的各种苦难笼罩着魏晋人的生活。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史和美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它被视为人的自觉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学和美学走向自觉的时代。这一时期，“悲”的精神，也作为一个审美对象也进入到文学审美领域之中。本文将从创作和评论两方面阐释魏晋文学中“悲”的精神，继而分析这种“悲”的根源。
　　一、魏晋文学中的“悲”
　　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就执着于抒写悲情。从《诗经》就可以归纳出亡国之悲、盛世之悲、世弃之悲、君弃之悲、夫弃之悲、乡愁之悲、别离之悲、闺怨之悲、伤春悲秋等悲剧意识的模式。《诗经》之后出现的《楚辞》，其中屈原的《离骚》可谓悲怨作品中的典范。而在先秦时期，艺术界就已经存在尚“悲”之风，汉代民歌也以悲声哀吟居多，东汉末年更甚，在宾朋满座、高歌畅饮的宴游场合，甚至是在婚宴上仍然要演奏唱和挽歌，妇女们也以悲哀的妆容为时尚。这样的尚“悲”之风发展到魏晋，从音乐艺术领域扩展到了文学领域。魏晋时期，出现了大量抒写悲怨之情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也把悲怨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之一。
　　其一，就创作角度而言，在文学作品的表现内容和题材上，“悲”占据了重要地位，作品所表达的也多悲情，人们更推崇那些内容上以悲惨事件、悲苦经历、悲怨情感为主的作品，如潘安的《悼亡诗》、曹丕《寡妇赋》、阮籍《咏怀诗》、陆机《挽歌诗》等等。
　　建安七子是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的典型代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悲惨社会现实、生命的脆弱被作为重要的描绘对象，作品呈现出的是弥而不散的浓重的悲凉之气。曹操的《蒿里行》中写到“恺甲生帆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样令人肝肠寸断的惨状，无须一个“悲”字，已经尽显悲凉之气。曹丕也曾在《又与吴质书》中痛惜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因此，人生多艰、生命脆弱所引发的恐惧、悲哀与无奈的感慨得到了彰显。
　　阮籍是魏晋时期悲情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行为狂放任性，放荡不羁，其文学作品的风格一方面含蓄隐晦，一方面悲凉压抑。《咏怀诗》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诗中的“明月”、“清风”、“孤鸿”等意象都非常清冷，而孤独且充满忧伤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呈现在黑夜中，更显悲凉与凄切，全诗透露出十分沉重的基调，给人一种悲凉压抑之感。再有第十一首重“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纵是春气也掩盖不了作者的悲苦之气，而第六十三首中的“多虑令志散，寂寞使心忧”也透出一种悲凉压抑的情感氛围。阮籍的这种“悲”饱含着忧天下苍生的悲愤，愤中有忧，体现为忧愤悲郁的风格。
　　潘岳的悼亡诗则是魏晋文学深情悲哀的典范作品，他的妻子早逝、儿女夭折，其一生饱尝失去亲人之苦。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怖屏无髻鬓，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祝如或存，回逞忡惊惕。(《悼亡诗》之一)
　　思其人兮已灭，览徐迹兮未夷。昔同涂兮今异世，忆旧欢兮增新悲。…归反哭兮殡宫，声有止兮哀无终。(《哀永逝文》)
　　由景变事迁、时光推移人笔，由境而物，由物而情，将对于亡妻的思念和内心的悲痛丝丝入扣地表达出来。他对于妻子这一番情深义重，不是汪洋肆意地直接感发，而是用思绪牵引而成，令读者感同身受。他的悼亡诗赋，呈现出细腻、凄恻、宛转的悲美情调，从作品的情感基调来看，细腻绵长、缠绵悱侧，却又流于消沉、无奈，有一种绮靡阴柔、哀伤凄苦、含蓄缠绵的悲情之美。
　　其二，就文学评论方面，对于强调悲怨之情作品予以较高评价，且多以悲怨为价值取向论断作品，如刘勰、钟嵘、王微等人的文论。
　　太康年间的陆机，不仅创作了大量悲怨诗文，还较早地提出将悲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他在《文赋》中提出评论文章的五种标准：“悲”、“应”、“和”、“雅”、“艳”，认为文学创作应该避免这样几种不足：“清唱而靡应”、“应而不和”、“和而不悲”、“悲而不雅”、“雅而不艳”，所以相应地，在他看来，“悲”与“应”、“和”、“雅”、“艳”一起，共同构成评价文学作品优劣的审美标准。“悲”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强调了文学创作要充分体现主体的悲怨之情并以此来感动读者。显然，“悲”已经成为陆机的文学美学理想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南朝时期的刘勰也很注重文学创作中的“悲”。他的《隐秀》篇中所推崇的“秀句”都是表达凄婉、悲伤、哀怨的忧思孤寂之情，具有明显的悲美情调。另外他还在《沫碑》篇和《哀吊》篇中对专门表达哀悼伤痛之情的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进行了分析。例如刘勰对于潘岳的哀文的评价：“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人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徽厥声者也”'《文心雕龙·诛碑》)；“观其虑赡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文心雕龙·哀吊》)。
　　而南朝的钟嵘作为又一重要文论家，在他的《诗品》中以“托诗以怨”为重要的审美价值取向，他在评论各家诗歌时，也都侧重“悲怨”这一标准，大力阐发了他的文学美学思想，进一步强调文学作品的悲美，表现出明显的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被钟嵘列为上品的十二位诗人中，就有多位的作品是具有悲怨、哀婉的特色的，如曹植是“情兼雅怨”，王莱“发揪怅之词，文秀而质赢”，左思是“文典以怨”，秦嘉夫妇是“文亦凄怨”，刘砚“善为凄庚之词”，“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沈约“不闲于经给，而长于清怨”，曹操“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毛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怅”。位列上品的诗，理该是符合作者美学理想的，哀怨既如此突出，因而诗的抒发怨思在钟嵘美学理想中的位置，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尽管钟嵘没有提出明确的以悲为美的标准，但是他在具体的品评过程中已经将悲划入他的诗歌美学理想之中，并将之作为评价诗歌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