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魏晋文学中的“悲”(2)

　　二、“悲”的根源
　　（一）外在原因——时代背景
　　汉末魏晋六朝四、五百年，是中国文明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三国争霸、入王之乱、五胡
　　乱华、侯景之乱，战争连绵不断，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在这动荡的局面下，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均遭到极大破坏。
　　魏晋“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在这样的环境下，作家的命运也大多是“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反映时代动荡和政治斗争所造成的漂泊和苦闷的悲伤之感自然就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共同主题。当时的一些著名作家，不仅目睹了社会苦难，而且对由此造成的漂泊流离、失亲丧友的痛苦滋味有切身体验。当诉诸于笔端时，就往往从感离、写愁、叹寡、悼亡、失志等等人生感受的角度出发，这也就成为当时文学的主要题材。整个魏晋南北朝400余年，从曹植的“生于乱，长于军”到庾信的颠沛流离，从阮籍、嵇康的置身政治漩涡之中，到陶渊明、谢灵运的寄情官场角逐之外，那戎车岁动、变乱频仍的社会局面和争权夺势、倾轧篡乱的政治斗争，都造成一种危苦不安的社会心理。在这一总的社会环境中文人地位又往往艰难坎坷，他们发现了许多人生问题和矛盾，却无力解决，就愈发加深了内心的痛苦。于是，人生的哀叹，志士的悲歌，就通过他们的作品大量地反映出来，在他们的作品中，“悲”的情感也就占据了主要的地位。
　　（二）内在原因——文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时代。作家们开始摆脱儒家的政教功用说，遭受长期压抑的个体情感逐步被唤醒。相对东汉以来包括王充在内的许多以政治功利为目的来否定文学的理论，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它标志着文学完全从经学中分离出来，具有了更大的独立性。文学的最大功用从汉代的“立德”转向“抒情”，即抒发作家的真情实感。这样一来，时代所造成的悲伤和痛苦情绪当然也就成了这一时期的最强音。从建安时期开始就一反经学倡明时代把群体、社会放在至高无上地位的状况，而把个体的存在推上了重要的位置，这样就出现了“人的觉醒”。觉醒之后的人们(尤其是作家)需要宣泄内心的痛苦，求得心灵的慰藉。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一种文字形式去承载这种哀伤的个人情感。
　　李泽厚曾指出：魏晋士人之重情和文艺中的情感表现“超出了一般的情绪发泄的简单内容，而以对人生苍凉的感喟，来表达出某种本体的探询。即是说，魏晋时代的'真'的书法，由于总与对人生——生死——存在的意向、探询、疑惑相交织，从而到达哲理的高层。这正是由于以'无'为寂然本体的老庄哲学以及它所高扬的生命智慧，已活生生地渗透和转化为热烈的情绪，锐敏的感受和对生活的顽强、执着的缘故。”在对人生——生死——存在的疑惑与探询中，个体生命的悲剧意识强化了，悲剧意识的强化自然影响到文学创作和文学审美。
　　三、总结
　　中国文学传统素来崇尚“悲”情，以悲为美，魏晋时期尤甚。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以“悲”事、“悲”情、“悲”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人们更推崇那些内容上以悲惨事件、悲苦经历、悲怨情感为主的作品。而文论中，对于强调悲怨之情作品予以较高评价，且多以悲怨为价值取向论断作品，将“悲”作为评价诗歌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内外两方面因素导致“悲”文学的发展和以悲为美的风尚，一是动荡的社会历史背景，战争此起彼伏，人民流离失所，各种自然灾害，死亡频繁发生，时代和社会的各种苦难笼罩着魏晋人的生活。这一的时代背景下，经历了种种苦难的文人将心中情感诉诸笔端时，悲歌悲情自然占据了文学的主要地位。二是文的自觉带来了个体意识和自我情感的觉醒，文学的功用从“立德”转向“抒情”，抒发自身的感慨成为了文人写作目标，而“悲”作为笼罩他们心头的情感，自然成为了文学中的重要内容。这种悲美意识包含了文人对人生的探刻颖悟和对个体生命价值全新确认，是魏晋人生命意识的美学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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