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文化的经度:从湘西边城到美国南方

引言
　　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迥异有别，但在文学的世界中，作家们执着于用不倦的文字、经典的著作去构筑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大厦，书写民族文化的辉煌。作为20世纪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两位文学大师，中国的沈从文与美国的福克纳终生耕耘在自己的故土上，通过表现民众生活、民族文化而走向世界：一位致力于构建理想的“湘西世界”和“人性小庙”，唤醒人们对传统文化与自然本真的向往；另一位以融入文化风土、家族兴衰、历史沧桑的美国南方地区为创作蓝本，创造出一个与《人间喜剧》不分伯仲的文学大厦——“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他们笔下的文学世界为我们展示了迥然相异却同样精彩多姿的中美文化。而这种差异的根源追溯于中美两个国家不同的文化语境及不同的社会、历史、传统的影响。通过对两位作家代表作《边城》与《喧哗与骚动》的解读、比较可以见出两方面的主要区别。
　　一、湘楚文化与美国南方种植园文化
　　（一）湘楚文化
　　形成于先秦时代的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华夏文化的重要源泉，而土生土长在古老而神奇的湘西大地上的沈从文，身上也受到了水土中源远流长的楚文化的熏染，而楚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巫神内容和道家观念，以及蕴藏的浪漫灵动的神性、鲜活不羁的生命元气，无拘无束的激情让人在充满臆想的神秘世界中自由驰骋。
　　1．楚巫文化中蕴含的“神性”
　　巫神文化是楚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其根基是泛神论，即信仰万物有灵。在一个神尚未解体的社会中，神仿佛就生活在人民中间，成为湘西人诉诸愿望、表达情感的对象。这种宗教信仰不仅可以使湘西人的心灵和情感得到平衡，而且形成他们重个性、爱自由、重情感的个性气质。张永的《“酒神”：沈从文小说的民俗审美情绪》里将“酒神”精神表现在湘西日常民俗中，这种精神是在特定的地域、历史演化中逐渐形成的。如果说沈从文的“酒神”精神是民族个体强悍生命力的铁血支柱的话，那么，从民族发展的浩荡长河来看，徒有强悍的生命力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民族不能没有道德、秩序、理性的规范。沈从文在描写民间酒神精神的同时，开始关注“秩序”和“理性”的“日神”生活。《边城》中翠翠恬静、平和；老船夫一改年轻时的放浪，安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摆渡生活，他们的身上都表现出了“日神”的气质。正由于作家有意识地将日神与酒神调和，表达了他对湘西民间文化和理想生命形态所作的一种较为成熟的理性思考：日神在注入酒神精神后达到本真通达的生命境界；酒神的精神气质在日神的理牲烛照统摄中，方显生命之厚重。文章勾勒出一幅和谐恬静的画面：老船夫、翠翠、黄狗、渡船与溪水蓝天定格成一道唯美的风景，“似乎就有神性蕴含在里面”。
　　2．道家文化中生态思想的诗意栖居
　　长期在我国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道家学说也是楚文化沉淀的结晶。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先生所指的是中国文化的根柢。作为我国文化的鼻祖，道家文化的很多思想都具有“上善若水”的智慧、安之若素的沉静以及崇尚自然、敬畏人生的生态哲思。从文先生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其作品《边城》可被视为蕴含道家文化思想的代表性文本之一，集中体现了深厚古朴的道家生态美，人与自然紧密契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的自然美：《边城》中的茶峒是位于湘西边境的一个苗寨山城，茶峒凭水依山而筑，小溪绕山岨流，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风景秀丽、如诗如画；有“顺应天道，无为而不为” 的人性美：作家始终致力于表现“优美、自然、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而翠翠就是理想美的人性的化身：恬静、温柔、纯净，是山水孕育下没有一点杂质、邪念的淳朴的姑娘；有“安其居，乐其俗、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的理想美：沈从文始终致力于用充满美与爱、富有生命力的自然人性来重建民族品格，改造社会。所以，《边城》中的生活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作家希望借助理想为人类挽留住一点永恒的美。
　　也正是对道家生态思想的耳濡目染，沈从文才能将艺术视角定位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上，从而创作出一个田园牧歌式的湘西世界。
　　（二）美国南方种植园文化
　　与巫楚文化所洋溢的鲜活的“神性”迥然不同的是，美国南方种植园文化则是建立在清教的基础之上的。
　　1．清教驾驭下的人性之泯灭
　　清教中，上帝被置于高高在上、窥视人间罪恶的地位，是一种冷冰冰，至高无上的权威的象征，因此形成了南方的原罪情结。“人生来有罪”的宗教情结，魔咒般的告诫人们必须依靠上帝不断地摆脱心中的原罪，压制内心欲望，摒弃任何享受和娱乐。在这样的宗教文化氛围下，美国南方人的生活与情感遭到了严重的压抑与摧残，个性自由遭到了遏制。特别是南北战争中后，清教主义更是成为了支撑美国南方的社会、政治、文化，控制着南方人思想与生活的一股主要力量。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就认为贞操是道德之最。美国南方深受这种中世纪保守思想以及清教主义的妇道观的影响，对妇女提出了严苛的贞操要求。美国南方淑女是社会前进中可怜的牺牲品，《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从“南方淑女”的规约下冲出来，但美国南方的社会意识如何能够容忍这样的叛逆者？凯蒂逐步在社会的逼迫下成为一个堕落的女人，从一个古老世家的闺秀沦为占领军将军的情妇。清教文化统治下的美国南方社会是不容许一个女孩犯有过错的——尤其是有关贞操的错，即使是原本十分善良的女孩，依然逃不过一次次地被社会羞辱、离弃，被“剥夺个性与灵魂”，对生活与人生彻底绝望的命运。福克纳想借此告诉读者，清教统治下的美国南方社会才是压抑人性的真正元凶。
　　2．对基督文化复归的呼唤
　　尽管福克纳不遗余力的强烈抨击和谴责南方清教摧残人性的非人道本质，但这并不能改变他是个虔诚基督教徒的事实，他无时无刻不在祈祷着人性之光的闪烁。《喧哗与骚动》的基督教文化因素作为一种与现代社会的对照，表达出作者对现代社会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对不朽人类精神的呼唤。当整个社会都普遍存在信仰危机和荒原意识，当人们失去了精神家园，人类该何去何从？——也许重拾回基督信仰正是作者想告知我们的答案。小说中的黑人女仆迪尔西是以“圣者”的形象出现的。在康普生家中，迪尔西凭着基督徒的博爱之心，关爱凯蒂和小昆丁，常保护小昆丁免受杰生的欺凌，悉心照顾着班吉。尽管她生活贫困，地位底下，却拥有人类美好的品质和精神力量。福克纳曾说：“迪尔西是我自己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因为她勇敢、大胆、豪爽、温厚、诚实。”在迪尔西身上，我们看到了“福克纳理想人性的苏醒”，领悟到的是一种基督教文化的复归。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