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骈体公文之优长兼论对今日公文写作的镜鉴意义(2)

四言堆叠，最忌滞涩。文中多用虚字，可收疏通文气之效。更兼缓和音节的作用。孙德谦云：“作骈文而全用排偶，文气易至窒塞，即对句之中，亦当少加虚字，使之动宕。”末句多用“焉”字，即此例也。
三、事妥理切，论证严密
章表奏疏的程式性很强，加之骈体公文受到对仗声律的种种限制，让公文撰拟者很难自由地、全面地表述自己的观点，但是，优秀的公文撰拟者利用他们充沛的情感和深厚的学识，通过出色的文字组织能力，依然创造了许多典事妥帖，说理精切又论证严密的公务文书。
此中，魏征的《十渐疏》堪称典范。太宗自登基之后，“抑损嗜欲，躬行节俭”才使得天下出现了“内外康宁”的治世局面。当太宗及文武大臣乐享盛世时，魏征敏锐地察觉到太宗的变化，“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于是，他怀着一颗忠诚之心，写下了这篇谏文。
在写法上，魏征通过广博的征引，运用对比的方法，突出太宗的为政之失。如“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与太宗“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的行为作对比，以古之事例证明了太宗作法的欠妥，又尖锐地指出，太宗表面上说“亲贤臣，远小人”，实则“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言行不一。层层对比，环环相扣，直陈利害。魏征以儒家“仁义”立说，处处以圣贤之教为其理论的源头，引“子贡问理人于孔子”之事典、《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句典，劝谏太宗爱惜民力，引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劝谏太宗不可因怠倦而忽视了与臣下关系的处理。
魏征通过圣人贤君的事例和正大光明的道理来劝谏太宗，体现的是他的深谋远识，志虑忠纯。魏征深知君主若不能善始善终，最终受害的不仅是君主，更是广大百姓，魏征的赤子之心在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同样见解深远准确，说理严密的公文还有陆贽的《兴元贺吐蕃尚结赞抽军回归状》。唐兴元元年，德宗为平定国内朱泚叛乱，预借吐蕃之兵以攻之，即所谓的“助国讨贼”，但是，朱泚使人阴厚赂吐蕃主将尚结赞，尚结赞随即撤离战场，这令对吐蕃兵抱有很大希望的德宗大为不快，德宗担心“浑、李晟等诸军兵马，并不至绝多，若无蕃军应援，深虑被贼冲突”，于是请陆贽为他一决。陆贽不忧反喜。认为十分值得庆贺，“欣贺实深”，他认为“蕃戎退归，乃是社稷之遐福”。
陆贽先言吐蕃人反复无常，本就是不可倚信的。他说：“彼吐蕃者，犬羊同类，狐鼠为心，贪而多防，狡而无耻，威之不格，抚之不怀。虽或时有盛衰，大抵常为边患，阴诈难御，特甚诸夷”。实际情况如陆贽所言，自从借吐蕃兵靖乱以来，吐蕃“逗留持疑竟不时进，无济讨除之用，但携将帅之心”，且带来了更严重的负面效果：
将帅意陛下不见信任，且患蕃戎之夺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旧劳，而畏蕃戎之专其利；贼党惧蕃戎之胜，不死则悉遗之擒；百姓畏蕃戎之来，有财必尽为所掠。
造成了上下离心的局面，这在陆贽看来无异于引狼入室，无益于社稷，反造祸乱于国家。他说：“以此益兵，但招其损耳，以此靖国，适资其乱耳”。
接着陆贽从假设分析了若是吐蕃兵不退会产生的后果：
抑昨蕃戎未退，臣又窃有过忧，流闻结赞好谋，恐其潜蓄奸计。傥或幸朝廷播越之际，乘贼泚穷蹙之时，轻犯近郊，若升虚邑，耀兵牧马，不却不前，外奉国家，内通凶逆，两持诱胁之势，俱纳赠遗之资，旁观战争，坐乘衰弊。
陆贽通过缜密的分析，认为吐蕃欲伺唐军与叛军争斗之时，从中渔利。如此一来，唐军将陷入两线作战的危险境地，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必然回天乏力。这也是令陆贽感到深深忧虑的。“臣所以痛心伤神，昼惊夕惕者”。从而全面、严密地论证了他“戎若未归，寇终不灭”的论断。陆贽通过对政治局势的全面把握及对敌我心理状态的准确判断，最后向德宗提出了正确的平叛之策，并坚信，只要德宗“慎於抚接，以奋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砺，以昭苏远近之望”则唐朝的“中兴大业，旬月可期”。历史的发展再次印证了陆贽的判断，此后一月内，唐军光复失地，收复长安。陆贽敏锐的战略眼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行云流水的文字表述，令后人赞羡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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