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教育与提升人文素养之探析

        　[中图分类号]I0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3-0085-04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诗歌创作、诗歌功用问题的探讨起源较早，观点也相对集中。总体说来，中国古代的文艺创作观可以用“表现说”三个字来概括，“表现说”强调的就是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中的情感流露问题，根据表现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言志”和“缘情”两种，但不管是言说志向还是抒发感情都要受到限制，因为诗是“寺人之言”，寺人是古代宫中的“近侍小臣”，“寺人之言”无疑是受到限制的语言，这也限定了诗歌的功用，就像《毛诗序》中所概括的那样：“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样的社会功用更突出强调了诗歌的教育功能，对于现代诗歌教育工作，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也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创作的角度来理解文学观念，西方文论强调“摹仿说”，中国古代文论强调“表现说”，这两种学说都是用来探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认为文学与现实有着某种对应。这种创作观念的差别源于西方文学最早的样式中叙事文学比较发达，故强调“摹仿”，而中国文学最早是以抒情文学为主，所以重视“表现”。相比较于当代，中国古代文论中更重视诗论，中国也正是因为诗歌的发达而被称为“诗的大国”，而诗的发达，不仅是因为古代诗歌数量庞大，更是因为有大量的诗论做支撑。中国的“表现说”，根据表现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言志”和“缘情”两类，故而也形成了有名的诗论观——“言志说”和“缘情说”。
一、“表现说”之“诗言志”
“诗言志”的说法最早出自《尚书·尧典》，原文是：“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此处所说的“诗言志”就是指诗歌是用来言说诗人的理想、抱负、志向的。朱自清先生把此句称为中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纲领。此外，《庄子》中也提到“诗以道志”，强调诗歌是用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和志趣的；《荀子》中也有类似说法：“《诗》言是其志也”；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强调言说志向的重要性，所谓“诗言意”“诗以达意”便是对其观点的准确概括；而《毛诗序》中对类似观点的阐发更是详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但是，需要说明的是， “言志说”中所言的“志”，是指宏图大志，古代诗人在抒发感情时，要着重表达宏大的情感，这种宏大的情感，主要体现在“事君”“赋诗明志”“修身”等儒家文论观点中，更集中在孔子的诗歌功能论中。
春秋时期，士的阶层开始出现，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是这样界定“士”的——“行己有耻，使于四方，可谓士矣”，这个概念，对于“士”提出了一定的标准，首先要知道礼义廉耻，有着很好的内在修养，内心有判断是非黑白的标准，然后才能在出使四方，为国家效力时，“不辱君命”。这个概念的提出，我们能够看到孔子在诗歌的功用问题上，开始站在“士”的立场说话。也就是说，“在孔子的时代诗歌原有的那种沟通人神关系的功能已经随着西周贵族制度的轰毁而荡然无存了。而孔子的言说立场也不再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立场，而是处于民间地位的士人立场” [1]40。但是，孔子对于诗歌的社会功用十分重视，他在《论语·阳货》中提出“兴、观、群、怨”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由此可见，在孔子看来，诗歌可以“事君”，因为诗歌可以通过“怨刺上政”（孔安国注）来达到影响政治的目的。诗歌一旦与政治挂钩，无疑言说的都是宏图大志了。
与此同时，在中国古代讲究“赋诗明志”，在政治、外交、军事活动中都是如此。因此，孔子强调：“不学诗，无以言”，不学习作诗和读诗，就没法在政治、外交活动中“明志”。此外，孔子还重视诗歌的“修身”之功用，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人的修养就开始于学诗，要想修身，就要先从诗学起，在懂得了修身齐家的道理之后，才能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彬彬有礼”，成为“君子”，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成为“君子”，才有制定天下公义之理的资格和权力。以上所提到的孔子的观点，也是他对诗歌功能的概括，这些观点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没有得到重用，这和当时的社会语境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到了后世，乃至国学热的当代，孔子的诗歌功能论却得到了认可，人们普遍上承认诗歌教育对提高人文素养有着极大的帮助，孔子本人也被中国人视为“圣人”，在国际上，孔子更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二、“表现说”之“诗缘情” 

　　“诗缘情”的说法最早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家陆机在其代表作《文赋》中提出，原文是：“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在《文赋》中列举了十种文体，分别是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他详细地论述了不同文体需要不同的创作要求和风格，而以上所引用的两句话就是针对诗和赋这两种文体而言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鲁迅语），这个时期的文学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气象，文学作品的数量剧增、文学体裁丰富多样，文学理论文章、专著相继问世，比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等。与此同时，这个时期还批量产生了文学集团，比如“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二十四友”“文学交游”“竟陵八友”，等等。这些文学集团，对当时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不仅将文学创作者从民间过渡到了文人，而且作品的形式也由简单发展到复杂，这样诗歌作品的抒情成分也越来越浓烈，作者的感受也越来越深刻，特别是像陆机这种兼具文论家和诗人双重身份的文人，在这个时代氛围中，吸取前人创作和研究的经验，再结合自身的创作体会和研究心得，总结出诗歌的创作需要“缘情”而作并具有“绮靡”的风格就言之成理了。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