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澳门地区在近代音乐教育中的地位

       [中图分类号]J6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7）09-0094-03
音乐教育史家孙继南在其《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开篇写到，1839年布朗在澳门创办马礼逊纪念学堂，1842年该校由澳门迁至香港并增设音乐课。这是现知中国人最早在学校中接受音乐教育。也就是说，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的开端是从澳门写起的，但该书中提到的学堂当时还没有音乐课，再加上该书此后再没提到过澳门，所以，澳门的音乐教育在中国的地位实际上还是被忽视了。澳门在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中的地位究竟如何，本文通过文献梳理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一、澳门是西方音乐传入中国的第一站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澳门这座城市为世界文化遗产。为什么呢？别看这是个仅约30平方公里的小港口，它却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就整个学术界来说，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西学东渐”的第一站。
15世纪即著名的郑和下西洋所处的时代，也正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期，那时西方人很向往东方，为了打破奥斯曼帝国在东西方贸易中的垄断与阻隔，他们只好另开辟海上新航线，希望能找到一个直接与东方接触的通商途径。当时的海上强国是西班牙、葡萄牙，前者向西发现美洲，后者向东发现印度，同时也瞄准中国。1553年，葡萄牙人来到澳門，通过行贿手段获得居澳权，并且获得一定自治管辖权。从此，澳门实际上就成了中西方交流的前沿窗口。接着，天主教也传入澳门，并成为中国内地传教的策源地。《利玛窦中国杂记》中记载，1582年葡人在澳门建起了一座“圣马丁圣乐堂”。因为传教的需要，最早的西方艺术教育开始出现。王临亨的《粤剑篇》记录了1591年其去澳门见到澳门教堂里管风琴演奏的情景，称“演奏起来庄严而有气派”。康熙年间，杜臻《粤闽巡视纪略》不仅记载其在澳门见到西洋乐器的传播盛况，而且还记载澳门已能仿制生产西洋风琴，可见澳门当时西洋乐器制作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利玛窦全集》中有其嘱澳门“备管琴一架”以作为进呈明朝皇帝贡品的记录。西洋风琴传入澳门除了在教堂中运用外，在澳门的西洋人居住地也有传播，甚至官场、坊间都有。祈祷时的“咏唱”活动也随之开展。[1]此外，澳门地方志《澳门记略》也有大量音乐信息，可作为澳门那时音乐活动包括教育活动存在的证据。
当时主要的音乐教育是开办了一所含有高等音乐教育的大学。最早的高等学府是圣保禄公学，其教学体制是参照葡萄牙大学建立的，是那时的一所国际化大学，1762年停办，自此直至1980年，澳门高等教育都处于停滞阶段。但澳门那时的高等音乐教育却留下了璀璨的一页。据澳门圣保禄学院的校史资料记载，该校那时设有艺术专业，16世纪末时，该校管理规章规定，“每天必须进行应答祈祷，演唱圣歌”。考试时先由考试委员会主席讲话，然后由乐师开始唱歌，有音乐伴奏，应试者宣读论文后“奏乐”，展开辩论时有音乐伴奏。那时学院还有自己的西洋乐队，1851年出现正式的剧院且有正式演出的歌舞。据李玉田《大三巴牌坊》记载，1601年该学院还教作曲和古典乐器演奏。在所开设的课程中，称“音乐课是为没有好奇心和目不识丁的俗人开设的”。圣保禄学院还有附属的小学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小学也要加修音乐课。资料中提到当时的音乐教师有郭居静、徐日昇、马玛诺等。[2]
除了澳门圣保禄学院外，圣若瑟修道院是于1728年创办的专门为我国培养传教人员的第二所高等教育机构，葡萄牙江沙维神父于1813年6月来到澳门并在此任教。他教语言外还教音乐，还创作许多音乐作品，特别是其中还有中国乐曲创作。这些音乐作品在圣若瑟修道院被广泛印刷传播。每到重大节日，他的学生都会演奏江沙维神父的作品。在他培养的学生中，加略利很有名气，加略利出版过一本《音乐要素》。1814年，圣多明戈修道院创办的公众学堂也开设了“艺术班”。此外，还有1848年的澳门圣罗撒学校也有音乐课，音乐教师是洛尼莫·达·马塔。由于澳门音乐教育的发达，还吸引世界各地的学生来这里学习西洋音乐，《澳门编年史》载：“1821年1月13日，交趾支那派人来澳门学习欧洲音乐技巧和演奏方法。”[3]
鸦片战争前三百年间，澳门是中国领土上唯一没有对外关闭且特许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它是西方音乐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也形成了澳门多元音乐文化的个性。戴定澄在其《澳门高等音乐教育学科展望》中，对澳门多元音乐文化特征形成的历史原因曾给予分析，在其《音乐教育在澳门》中还特别针对澳门那时的圣保禄学院的音乐课程设置阐述其当代意义。
二、澳门也是西方音乐传入我国的中转站
葡萄牙人平托的《远游记》中有关于西洋音乐在浙江宁波码头表演的盛况。这比澳门还早，只不过葡萄牙最早开始谋求在中国大陆发展遭拒后转而谋求澳门，但也是葡萄牙人干的事，所以，浙江后来成为中国大陆音乐教育发源地之一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但大陆在鸦片战争前的音乐发展仍主要跟澳门有关，音乐史常提及利玛窦是系统介绍西乐到中国的第一人。他于明代末叶来到澳门，后到北京并写下一本介绍古钢琴的书《西琴曲意》[4]。西方近代乐器最早传入是在明朝，但直至康熙时期，西方乐器才逐渐增多，这可能是源于康熙本人非常喜爱西方音乐的原因，他不仅亲自弹奏，还命后宫皇室成员也来学习。到乾隆年间，乾隆甚至在宫廷中用西洋乐队来欢迎葡萄牙使团。《康熙皇帝》中还提到康熙为了进一步学习西洋音乐还起用了徐日昇神父，徐日昇为此还用汉语于1678年开始编写《律吕正义》，介绍五线谱、和声学等音乐理论。一般认为，徐日昇是把五线谱传入我国的第一人。《中华帝国全志》称《律吕正义》是中国第一部汉语西洋乐理著作（1707年）。1714年，德理格又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续编》。显然，这些传教士早期的宫内教学活动为西方音乐的传入做出了贡献，为中西音乐进一步交流打下了初步基础。然而，这些都是以澳门为中转站的传播结果。不仅宫廷内有传播，在民间也很丰富，其方式是通过教堂为基地来传播。乾隆时， 澳门人马玛诺在北京传教，被称为“管风琴吹奏家”。除了教堂传播外，还有各地特别是广州的洋行中也有西洋音乐传播。还出现了精通洋琴的“老贺与小胡”等演奏家。但因乾隆以后的嘉庆帝不喜欢西洋音乐，使得西洋音乐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直至鸦片战争后才再次获得入华传播的机会。[5]1849年，葡萄牙趁机对澳门实行武力侵占，并于1887年与清廷签订中葡条约，获得对澳门的全面管治权，直至1999年澳门回归中国。(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