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阳明学对日本的传播及产生的影响(2)

        3.2日本人的即物主义性格
　　从孔子以来，中国的认识论便重视天赋和先知等道德意识，强调“德性之知”，追求“天理”、“天命”、“良知”合而为一的精神境界，偏向于提升内心世界的道德修养。因此，中国的阳明学者，例如泰州学派，很少有人发表批判封建正统思想的言论，更不必说行动上反抗国家体制。
　　日本的儒者在重视感觉经验和实证的同时，也重视“经世之学”和科学技术。源了元认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喜欢思辨性、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对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等方面显示出极大的兴趣，朝着经验主义方向发展儒学，并具有全面否定的态度”。并进一步将其提炼为“即物主义”。日本文化中的“即物主义”使日本人具有重视现实、实用以及实践的特征。日本可以说是世界先进文化的继承者和实践者，通过继承和实践将外来文化逐渐日本化。日本哲学的这一特色也毫不意外地表现在接受阳明学的过程中。例如，中江藤树将“孝”这一概念作为哲学体系的最高标准和万物之源。这种做法不同于利用“心”和“良知”等抽象概念使得儒学更道德化，而是使其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关于这一点，大盐中斋也曾在《洗心洞札记》中将圣人之学称作“明体适用之学”，主张在追求内省的同时，也应发挥其具体的实践作用。可以说他将阳明学从改造个人的理论发展为改造社会的理论。
　　3.3阳明学自身所包含的矛盾性
　　从“心即理”这一学说可以看出王阳明将儒学的本体从“天理”转移到“心”。这种做法是为了重振渐渐失去统治地位的封建伦理教条。然而，作为世界之源的“心”是主观性的概念，在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进一步削弱了既存思想教条的地位，无形之中成为影响封建制度稳定性的威胁之一。这一特点在日本阳明学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致良知”同样肯定人的能动性作用。因为“天理”与“良知”都存在于人的内心，因此只要以良知为准，按良知而行，便可成为圣人。日本阳明学之所以能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积极作用，与“良知”论重视生命及个体密切相关。
　　“知行合一”论之中也包含了阳明学的矛盾性。只有付诸实践，才能收获真知。不同的社会对于“知”与“行”的密切关系有着不同的利用方法。正因为重视“知行合一”，阳明学才能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理论基础之一。
　　如前所述，与其说阳明学中包含着各种矛盾性，不如说其思想体系之丰富。能够被不同的社会及阶层所用，同时又能发挥出不同的效果。通过日本阳明学者的改造，使得阳明学更加贴近社会变革，因此成为了推翻德川幕府的动力以及推进社会发展的积极要素。
　　阳明学传入日本之后，因其社会背景以及民族、文化性格等方面不同于中国，故传播过程中为适应日本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带上了明显的日本特色。日本阳明学者改造了王阳明将“行”作为伦理道德的见解，而是从经世致用的方面发展“知行合一”的学说，并进一步将“行”的内涵延伸到社会性实践以及政治性斗争之中，将“知行合一”与“即知即行”作为一种至善的理念和一种精神信仰去追求。他们将王阳明思想中所包含的立志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为了信念，为了事业，知而必行，行而不息，突显的正是日本阳明学所独具的特色。正因如此，在日本的幕府末期，阳明学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并通过这些仁人志士找到了与近代社会的结合点。维新志士一边在革新活动中建功立业，一边不断推进洋学在日本的发展，使其普及到武士阶层和知识分子之中，这无疑为后来日本大量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阳明学通过日本的阳明学者推进了明治维新的发展，为日本近代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反观中国，阳明学虽然在思想文化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最终却未能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革命力量。究其原因，比起时代背景的差异以及阳明学特点等客观因素，中日两国对于新思想的态度和接受方法的差异更值得关注。从接受阳明学的态度来看，日本更善于取长补短之法，在阳明学的思想之中挑选适合本国发展的部分加以吸收、改造，将抽象的哲学直接运用于实践活动之中。或许这种做法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思想的片面性和表面性，但其给现实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是无法否认的。
　　注释：
　　[1]佐久間象山.『省咎録』.岩波文庫.152頁.1944.
　　[2]我尝读王阳明之传习录，颇觉有味。时值读得《李氏焚书》，其亦为阳明派，所言之事句句当心。便向日孜（品川弥二郎）借来《洗心洞札记》。大盐亦为阳明派，取而读之无可厚非。然我等并非专修阳明学之人，只是其学之真往往合乎我心之真。（吉田松陰.「子遠に語ぐ」.『己未文稿』.全集第五巻.176頁.1859.）
　　作者简介：彭程（1978—），男，湖南怀化人，博士，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史、日语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