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在长征时期的文化教育活动

　长征前徐特立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徐特立于1877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今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目睹了父兄因不识字受到欺压和残酷剥削，深刻体味到穷人受苦和农民生活的辛酸。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徐特立先后尝试过不同的救国救民道路。最先受康梁维新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戊戌维新失败后，他又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参加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徐特立看不到国家与民族的前途，陷入了苦闷、彷徨之中。徐特立试图通过教育来改革人心，以求拯救中国，走改良主义道路的想法，也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和在反动统治下教育所起作用的局限性而宣告失败。他一生走过的道路艰难曲折，经历了清末、民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几个时期，亲身感受了帝国主义的欺辱、内政的腐败。直到1927年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徐特立才真正看到了革命的动力和希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五美山的农民给我上了革命的第一课，使我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懂得了国家要改变，社会要改变，不通过阶级斗争是根本不行的。”[1]从此，徐特立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坚定了跟中国共产党走的信念，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教育事业。
　　在早期，徐特立先后入宁乡师范学校速成班学习，在周南女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修业学校、湖南高等师范等学校任教；曾前往上海、东渡日本考察小学教育，后到法国勤工俭学，考察了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教育。创办过梨江高等小学、长沙师范学校、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等学校，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教育刊物《周南教育》周刊。先后担任或兼任过湖南孤儿园园长、长沙师范学校校长、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等职。在这一时期，徐特立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为他追随康梁“教育救国论”的实践。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积极创办学校，考察国内国外教育现状，不断探索教育规律，试图通过教育改革人心，以拯救中国。
　　1927年春，徐特立参加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长兼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同年5月，在大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白色恐怖中，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中徐特立任革命委员会委员、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之后，徐特立赴苏联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两年，1930年回到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徐特立“既当先生，又当学生”，他在帮助红军战士学习文化的同时，虚心向部队同志学习政治、军事和战略战术等知识，不断提高革命本领。徐特立积极开展教育俘虏的工作，通过他耐心的教育，许多俘虏参加了红军，壮大了红军的队伍。他积极制订扫盲教育方案，亲自办训练班，培训了苏区第一批扫盲骨干。徐特立还在共产主义青年团里做宣传教育工作，组织青年开展学文化、搞宣传、打土豪、搞生产等活动。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走遍了兴国、于都、瑞金等县，领导群众创办了苏维埃大学、列宁师范、农业学校、列宁小学以及各种夜校和训练班，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教育部副部长、代部长，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方针、政策、法令和措施，建立和健全各级教育行政系统，为苏区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这一时期，徐特立的教育思想充分体现了他把教育工作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联系起来，把教育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为革命办教育，以革命精神办教育，并把办教育作为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为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崇高精神。
　　长征时期徐特立积极开展文化教育活动
　　在艰苦的长征路上，当时已58岁的徐特立仍对文化教育事业非常重视，尽管当时一部分人认为在革命形势和部队行军的条件下文化教育工作应当取消，徐特立仍克服各种困难，一丝不苟地教红军战士们学文化，通过不同形式积极开展文化教育活动。
　　——以革命精神办教育，积极宣传党的政策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是徐特立文化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方基本上是新区，大多是在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当地群众对红军不很了解。由于国民党长期实行思想禁锢和欺骗宣传，使他们对党和红军缺乏正确的认识，这些地区的群众普遍对红军抱有很大的怀疑、恐惧心理，甚至是抵触和敌对情绪，这给艰苦转战中的党和红军发动人民群众的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度。再加上在长征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临时中央压制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他们认为红军的任务就是打仗，忽视文化教育工作，对群众工作也不闻不问，致使红军处处被动挨打，不到 3 个月，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 8.6万人锐减到 3 万余人，红军面临被消灭的险境。
　　把教育工作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联系起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徐特立最大的心愿。为了帮助地方群众了解红军和党的政策，号召广大群众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徐特立走遍街头巷尾，深入群众，与他们促膝谈心，向他们宣传毛泽东的主张和党的政策，这使当地群众对红军有了更多了解，增加了对红军的信任感，也为当地群众加入红军队伍奠定了基础。在遵义期间，徐特立就走访了当地大部分知名文化人士和部分群众，向他们宣传部队纪律和共产主义理想。徐特立身体力行，起到示范教育的作用。一次，到遵义老城小街走访贵州教育界朱季瑜老师家，临走时，徐特立发现了一个空罐头盒子，想拿来行军时路上烧水用，于是就叫陪同他一起走访的余选华去给朱先生家里人讲一声，余选华说，那个空罐头盒子，一文不值，拿去算了。可是徐特立却对余选华说：“红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许乱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这使陪同他一起走访的余选华非常感动也十分敬佩，想不到徐特立对这点小事也非常注意。红军进入遵义城以来，秋毫不犯，人皆称赞。徐特立在遵义期间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离开遵义前，他还赠送给余选华一本从苏区带来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于是“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样的句子深深扎进了余选华的脑海。在徐特立的的影响下，余选华也成为“红军之友社”最活跃的文化人士。 　长征中，徐特立在中央苏区创造的社会教育方法对宣传党的政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教群众识字的同时就把党的政策和政治主张向群众进行了宣传。如让群众朗读 “打土豪分田地，穷人要当主人，工农兵是一家人、共产党是穷人的党”等等标语，一直到这个青年学会五六百字就可以得奖。长征中红军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通过教育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觉悟和政治文化水平，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了解、支持与拥护。(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