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在长征时期的文化教育活动(2)

　　——走访知名文化人士，抢救民族文化遗产
　　1935年1月，红军进入遵义，党中央准备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在遵义建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徐特立担任了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他十分关心当地知识分子和文化教育情况，广泛深入到当地群众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并主动拜访了遵义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热情地向他们介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积极抢救当地文化遗产。
　　徐特立节衣缩食，嗜书如命，一生中收藏了大量图书，是长征中搜集和保护图书的楷模。在长征路上，中央军委要求红军战士一律轻装，这可使领导和战友们犯愁了，好在董必武出了个主意，把徐特立的书分给连队的战士每人背一本，这样徐特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书，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又到达了陕北。在艰苦的长征路上，徐特立不仅对自己的书籍关心爱护，而且对民间的书籍亦十分关心和爱护。在遵义期间，徐特立广泛深入贵州教育界的知名文化人士家中，与他们促膝谈心，了解当地文化教育情况。红军进入遵义后的第二天，为了筹划军需物资，红军邀集了部分地方富裕人士，当时遵义三中教师赵乃康也被邀请参加了此次活动。徐特立得知赵乃康长期从事教育，还续修了《遵义府志》，于是他主动与赵乃康交谈，夜半还派专人护送赵乃康回家，并约定第二天到其家中走访。次日，徐特立到赵乃康家中晤谈，并告知红军长征的重要意义，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让赵乃康安心做好教育工作。以后徐特立便成了赵乃康家中的常客，他们谈遵义山川形势、教师生活情况，无话不谈。特别是谈到遵义图书文物被军阀破坏损失的情况，徐特立愤慨不已，说图书文物，决不能任其破坏损失，应采取断然手段，予以抢救。
　　长征途中，徐特立对书刊无比钟爱，为了不把珍贵的书籍丢失，他用袋子把书装着系在腰带上，这样就可以保证书随人走、人在书在。但在行军途中由于种种原因他还是丢失了一些书籍，这使他深感痛心。就在遵义走访期间，徐特立发现有红军战士损坏图书的现象。一天晚上，徐特立来到老城碓窝井旁书法家王石珊家。他刚跨进大门，就看到堂屋里四壁通红，火光闪闪，走近一看，原来是几个年轻的红军战士把从地主家中搜出来的书籍当作木柴焚烧取暖，这让一向慈祥和蔼的徐特立勃然大怒，严厉地制止了红军战士乱烧图书的行为。这次焚书事件，引起了徐特立的注意，他立即采取保护性措施，以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名义， 到通俗图书馆和各藏书人家查访，并把10余家的藏书都打封条封存起来，准备集中起来统一保存。同时，徐特立还专门向红军总政治部反映了这个情况，并建议加强对红军战士的教育和宣传。红军总政治部对此事高度重视，迅速通知各部队严禁在红军路过的地方损坏书籍和文物，从此，红军长征的路途中出现了醒目的保护书籍和文物的标语。在遵义期间，徐特立专注于保护知名文化人士和图书文物，使在失散与破坏中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下来，对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积极开展扫盲工作
　　红军长征共经过的14个省中有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贫穷落后，群众根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思想保守和愚昧无知，导致当时在一些地方有的人一辈子就只洗两次澡，他们甚至不愿意洗脸洗脚，更不愿意剪掉长辫子。在西北，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为了帮助群众识字，徐特立从群众中间选择有条件的人进行培训，为当地培养了几十名教师。
　　在长征中，徐特立一直坚持教红军战士识字学文化。由于军阀的封锁和长途行军的特殊性，学校没有课桌、书本和纸笔，更没有固定的校舍和讲堂进行正式的教育，红军战士只能用树枝作笔，把大地当作纸，用石头和木桩作为课桌，一边战斗一边学习。
　　为了让红军战士认识更多的字，徐特立想出了许多办法教战士们识字。他把红军战士的草帽当活动识字板，在每个人戴的草帽上写上行军中常用的一些字、词和口号，让后面的人认前面人草帽上的字，日子长了，战士们识的字也就多了。除此之外，他还叫先头部队把路边宣传鼓动标语牌上的字写大些，以便于红军战士们在行军途中能够清晰地辨识。在行军途中，红军总政治部还要求每个战士每天写三条标语，以此来促进战士文化水平的提高，徐特立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教他们，直到大家学会为止。除了每天教战士们一两个字之外，徐特立还利用部队宿营和休整时，挤出时间教大家学习拼音文字，大多数红军战士看到外国字有抵触情绪，学习兴趣不高，有些女战士更是认为徐老教的拼音是外国字，难学且用处不大，不愿意学。徐特立却耐心地对他们讲解学拼音文字对于学好文化的重要性，说中国的妇女不仅要在政治上翻身、经济上翻身，也要在文化上翻身。在徐特立老当益壮的革命精神鼓舞下，在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教育下，女战士们慢慢改变了陈旧观念，提高了思想认识，逐渐地焕发出了识字学文化的积极性。
　　通过这些方式，不仅使红军战士在行军途中认识了大量的字，而且也使枯燥乏味的行军生活因文化学习而变得乐趣横生。在徐特立的鼓励和帮助下，许多红军战士通过学习，初步掌握了一些文化知识。红军战士陈浩曾回忆说，如果不参加红军，我们这些穷孩子根本不敢想会有机会去学习。2011年11月27日，徐特立嫡孙女徐禹强在接受凤凰卫视栏目《我的中国心》的访谈时就描述了徐特立在长征中开展文化教育活动的场景。当时红军战士中流传的一个顺口溜：“人民教育家徐老，长征路上事文化，天当教室地当纸，树枝石头当笔用，每天学习二三字，一年学会八九百，学好文化好当家。”徐特立在红军长征时期的文化教育活动，不仅激励人心、鼓舞士气，也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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